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暇以整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往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二十一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乘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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