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9月版

　　■作品介绍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时代，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他们既是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为人处世却有时候像天真无邪的孩童；他们对待学术拥有无可遏制的热忱；对于世事，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作者简介

　　徐百柯，1978年生于四川成都。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记者。2004年6月《冰点周刊》人物版设“钩沉”专栏，徐百柯主笔两载，其间文字在此结集成书。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梅汝?：孤寂大法官

　　梅汝?(1904-1973)，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学家。1946至1948年，代表中国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的儿子梅小?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据梅小?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弗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王敖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梅汝?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一个研究历史的名教授、一个穿梭国际的外交家，却被形容为“一头充满着笨劲的猛牛”。单凭这一点，蒋廷黻也算得上与众不同了。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为了公务，他甚至经常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

　　蒋廷黻治学，“劲儿”也不小。今人评价：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员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的各种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可成为传世之作的却很稀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仅5万余字，却可谓字字珠玑，堪称“这座偌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1949年后，蒋廷黻继续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因此在大陆成为一个被非议、被淡忘的人物。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而被排斥。

　　近年，有人开始关注蒋廷黻，因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又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