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道光帝临终前秘密立储的原始档案，是我国现存的惟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封建皇帝承袭传位的原始文献

雍乾二帝皇位更替是清代首次将秘密立储原则运用于皇位传承的一次成功实践，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最高权力交接模式。虽然乾隆帝嗣统不像其父那样有争议，但围绕着“圆明园密旨”，对于雍乾皇位交接时的具体情境，相关文献的记载却众说纷纭，相互矛盾，给后世留下了历史谜团，至今学界对此问题仍鲜有专门论述。这里以乾隆朝上谕档为基础，综合其它各种史料，拟对雍乾二帝皇位交接时的几种不同说法，逐一进行考辨，以图还原历史真相。

“圆明园密旨”与乾隆帝嗣统的各种记载

1.圆明园雍正面授遗命说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当日戌时雍正帝病情突然加重，遂召见庄亲王、果亲王及鄂尔泰、张廷玉等亲信大臣。随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指示下捧出传位密旨并进行了宣读，确立了弘历(即乾隆)嗣皇身份。弘历即任命庄、果二王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此后，雍正帝崩逝于圆明园。由此可见，弘历嗣皇身份的确立，是在雍正帝崩逝前的弥留之际，通过圆明园密旨，父子双方直接完成了皇位传承。

2.乾清宫宣谕传位诏书说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帝病危，宣召亲信大臣，随之崩逝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后，弘历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共同见证下，遵照雍正元年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的谕旨，继承了皇位。与《清世宗实录》相比，《清高宗实录》丝毫没有提及雍正帝在弥留之际于圆明园宣谕密旨的内容，只记载到雍正帝崩逝后，众人在乾清宫恭宣传位诏书。

3.张廷玉宣示密旨以正大统说

据《张廷玉年谱》记载：张廷玉当天二更时被紧急宣召至圆明园寝宫，并与先后赶至的庄亲王、果亲王和大学士鄂尔泰等亲信重臣一同向生命垂危的雍正帝请安。翌日子时，雍正帝崩逝于圆明园。随后，在张廷玉与鄂尔泰两人的提议和指示下，寻得传位密旨，进而确立了弘历嗣皇的身份。但与《清世宗实录》所记不同，这里讲到圆明园传位密旨并不是在雍正帝病逝之前宣谕的，而是其死后，在张廷玉等亲信大臣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尤其关于寻找密旨的细节，更是凸显了张廷玉本人在确定嗣皇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

4.鄂尔泰独受顾命拥立说

据《武英殿大学士太傅文端公鄂尔泰行略》记载：雍正帝病逝时，鄂尔泰系惟一的顾命大臣，在圆明园接受了临终遗命，并连夜赴紫禁城，遵照雍正帝意愿，拥立了皇四子弘历即位，这里就突出了鄂尔泰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地位。所记雍正帝崩逝时间为八月二十三日夜，顾命大臣惟系鄂尔泰一人，与其它材料均存在差异，应值得注意。

综合上述各种相互矛盾的记载，加以分析，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否在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第二，雍正帝在嗣皇人选揭秘时是否已经崩逝。第三，雍正帝崩逝的确切时间是什么，召受顾命的人员有哪些。

雍乾皇位交接时相关问题考辨

1.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辨疑

笔者认为关于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事情，其真实性应值得肯定，即弘历在开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谕旨之前，已通过圆明园传位密旨确定了嗣皇身份，《清高宗实录》系缺载了该内容。对于缵承大统的经过，乾隆帝后来曾追忆道：

“雍正元年，即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朕同尔时大臣等，敬谨启视传位于朕之御笔，复取出内收缄盒密记，核对吻合，人心翕然”。

上述材料清楚地表明，雍正帝生前曾写有两份关于嗣皇人选的诏书。其中一份为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当众宣布立储后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谕旨。此外，其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以备不虞。后来，雍正帝病逝时正驾临圆明园，就首先启用了随身的这份密旨，即“圆明园密旨”，回紫禁城后再次宣读了乾清宫内缄藏的谕旨，所谓“复取出内收缄盒密记”。可见，有关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这一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此外，《清高宗实录》中关于雍正帝崩逝后的一系列记载也能说明弘历在圆明园时嗣皇身份已经确定。

按照惯例，老皇帝驾崩后，确立嗣皇帝的人选是当务之急。如不及时确立嗣皇，不仅会使权力出现真空，导致诸皇子为获取皇位继承权产生纷争，以致兵戎相见，而且也会延误老皇帝丧事的办理。因为嗣皇帝在老皇帝治丧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老皇帝崩逝于紫禁城之外，在奉其遗体还宫前，嗣皇帝要对相关程序作出详尽的安排。特别是按照礼制，嗣皇帝要先行作为前导，在城门或宫门前跪迎大行皇帝。因此，只有弘历嗣皇身份被确立后，才能着手办理奉雍正帝遗体回宫等各项治丧事宜。否则，嗣皇身份未定，决不能贸然护送大行皇帝还宫。按《清高宗实录》所载，弘历在奉雍正帝遗体回宫过程中，事实上已确实履行了嗣皇帝的职责。还宫前弘历对诸王大臣进行了任务分工，其本人则按照康熙帝驾崩时嗣皇的礼仪前导以行。大臣们对雍正帝遗体进宫时迎接地点的奏请，则更加明确了其嗣皇的身份。因此，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否则弘历断不敢也无权指挥办理雍正帝的相关丧仪。还宫后，内侍将装有传位谕旨的封函捧至弘历前，则进一步证明了弘历嗣皇的身份。

回到乾清宫后，在庄、果二王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见证下，宣读正大光明匾后封函的传位谕旨，只不过是嗣皇身份已定的弘历，为明确其继位合法性所履行的一种形式。毕竟乾清宫的诏书是雍正帝建储时当众告知群臣知晓的，较圆明园传位密旨更为神圣和正式。所以，嘉庆帝君臣在纂修《清高宗实录》时，大概考虑于此，只记录了乾清宫宣谕传位诏书的事情。

2.嗣皇揭秘时间辨疑

按《清世宗实录》记载，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发生在雍正帝崩逝前的弥留之际，通过重臣宣读御书密旨，父子双方在圆明园完成了皇位传承。而如张廷玉所云，此事发生在雍正帝崩逝之后，系在他和鄂尔泰的提议和指示下，寻得传位密旨，确立了弘历嗣皇身份。其详尽记述了寻找传位密旨的过程，突出了他本人在确定嗣皇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系《清世宗实录》出于某种原因肆意篡改，还是张廷玉为突出其个人作用有意作伪呢?笔者认为张廷玉的私人记载应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张廷玉在雍正帝继位后，备受倚重，视为股肱，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怡亲王允祥死后，张廷玉成为雍正帝最为信赖的大臣。雍正八年(1730)，“圣躬违和”，张廷玉等受命总理一切事务，如有密旨，则其一人承领。同时，雍正帝又将传位密旨独示张廷玉，以备不虞。后雍正帝遗命张廷玉配享太庙，以昭其赞襄之功。有清一代，汉大臣中享此殊荣者唯此一人。可见，张廷玉在雍正朝所处地位非同一般朝臣可比，特别是参与机要事务方面，宗室王公尚不及也。

张廷玉尽管政务繁忙，但一直坚持写日记，内容大都系其亲历之事，“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每年冬月，汇总一年之事。所以其记载较它书更为原始，也不易受人干预，应更具真实性，不类实录等系后人编纂，且成书之前需皇帝御览，所谓“次第进呈，斋肃披阅”。此外，张廷玉本人虽深居高位，却为人谦和持重，谨言慎行。依照其小心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他不太可能冒着政治风险，通过编造相关情节，来彰显自己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反而，他作为总裁纂修《清世宗实录》时，很可能为突出嗣皇的地位，将圆明园宣读传位密旨提前至雍正帝崩逝前，进而采用雍正帝面授遗命，父子之间亲传皇位的方式降低自己与其他顾命大臣所起的作用，以博得新主乾隆帝的满意。事实上，乾隆帝嗣位后，张廷玉等顾命老臣不惜违背雍正帝遗旨，奏辞辅政之名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突出嗣皇的地位，防止君臣之间产生矛盾。在君主专制集权下，张廷玉突出皇权的举动可谓是明智之举，以致乾隆帝加恩授其为勤宣伯，开清文臣封公侯伯之例。

3.鄂尔泰独受顾命辨疑

按袁枚的《武英殿大学士太傅文端公鄂尔泰行略》所记，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帝崩逝时，鄂尔泰系惟一的顾命大臣，接受了临终遗命，并连夜赴紫禁城，遵照雍正帝意愿，拥立了皇四子弘历即位。对于此说法，笔者认为与事实不符。首先，《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张廷玉年谱》等官私文献均明确记载到，雍正帝弥留之际，召见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接受顾命，并且雍正帝崩逝后，众顾命大臣分工协作，护送遗体回宫。其次，袁枚本人并非亲身经历此事，而系据他人所说，这不免有讹误之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雍正帝病危于八月二十二日夜，崩逝于二十三日子时，其所记八月二十三日夜亦不确。另外，鄂尔泰自从雍正十年内召入阁起，即为保和殿大学士，非武英殿大学士，这进一步降低了其可信度。第三，袁枚与鄂尔泰私交甚好，其所作又是祭文行略，因此在追述鄂尔泰生前事功时难免有夸张之词，故极可能为凸显鄂尔泰在雍乾皇位交接中的作用，略去了其他顾命大臣。综上所述，鄂尔泰独受顾命拥立嗣皇的说法不能成立。

雍正帝秘密立储的特点与意义

通过对上述史实的考订，我们基本还原了雍乾皇位交接时的历史真相。即雍正帝病危时，众亲信大臣被紧急宣召至寝宫，接受顾命。随即雍正帝崩逝，在张廷玉等顾命大臣的提议和指示下，寻得其随身携带的传位密旨，进而在圆明园确立了弘历嗣皇的身份。此后，众顾命大臣分工协作护送遗体返回紫禁城。至乾清宫后，在庄、果二王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见证下，宣读了正大光明匾后封函的传位谕旨，再次确立了弘历嗣皇的身份。可见，雍乾皇位交接分别在不同地点经历了两次揭秘。

纵观雍正帝秘密立储，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雍正帝在实施秘密立储的过程中，至为周详。雍正帝生前曾亲书两份传位谕旨，一份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份随身携带，二者皆为有效。由于时常住在宫外，雍正帝对这份随身密旨，格外重视，分别告知鄂尔泰、张廷玉两位满汉亲信重臣，以备紧急时取用。同时，雍正帝还精心选派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通过宗室亲王与亲信重臣的配合与制约，保证嗣皇初政实现平稳过渡。汉臣张廷玉能位列辅政大臣，且在雍乾皇位交接中发挥重要作用，足见雍正帝用人有道，不拘成例，亦见其秘密立储之周密。

第二，雍正帝的秘密立储，主要是对皇嗣人选加以保密，以至于弘历、弘昼二人同日封王，共同参与苗疆事务，兄弟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平等的待遇，但在其它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这表现在雍正帝于乾清宫当众宣布实行秘密立储，并明确告知群臣传位谕旨存放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随后在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见证下，函封收藏。对于随身携带的谕旨，雍正帝也不保密，反而连函封样式也告知亲信重臣。张廷玉能在雍正帝崩逝后的紧急时刻，迅速指令太监取出密旨以正大统，与雍正帝秘密立储的相对公开性，具有密切关系。

总之，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周密性和相对公开性保证了在突发事件情况下皇位的顺利交接，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但雍正以后，清帝过于强化秘密立储的保密原则，反而对皇位交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一方面从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储开始，取消了在正大光明匾后收藏传位谕旨的成例，所谓“是以前于癸巳年，复书所立皇子之名，藏于匣内，常以自随”，因而皇帝随身携带的谕旨成为了皇位交接的惟一凭证。另一方面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储时，也没有如同雍正帝当年于乾清宫当众晓谕群臣，而只是将已行建储之事“谕知军机大臣”，而嘉庆帝生前更是对立储问题只字不提。清帝对秘密立储保密原则理解的僵化，给皇位交接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嘉庆帝暴卒于避暑山庄后，随行大臣无法及时找到传位谕旨，使得皇位悬虚数日，即是明证。

乾隆身世之谜：汉人真的偷了大清江山?

俗文化的厉害传说中，还夹杂着实物。有人说海宁陈家有乾隆亲笔题写的两块堂匾，一块是“爱日堂”，一块是“春晖堂”。“爱日”也好，“春晖”也罢，用的都是唐朝孟郊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之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恩吗?若照此说来，乾隆便是朝臣陈世倌的儿子，他竟完全成了一个汉人皇帝了!果真如此，则清朝自乾隆以后的皇室，就成了汉满混血血统了。说乾隆是一个被偷换的汉家男婴，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清代外史》，书中一个醒目标题便是《弘历非满洲种》。

弘历是乾隆的名字。这本书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应该说，这本书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为反清排满大造舆论的晚清时期，极力诋毁清朝皇帝，大力渲染清宫秘闻是常事，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带有浓厚的政治气味。但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发泄决不等于就是事实。就在反清排满者制造清宫秘闻硬说乾隆是以凤换龙的汉家男孩时，又有小说家出来凑热闹。

首先登场的是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大家之一的许啸天。1925年在上海

出版的许啸天名著《清宫十三朝演义》，从爱新觉罗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直写到宣统大婚。关于乾隆家世，书中说：乾隆原是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妻子用掉包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隐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但这时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许啸天编写的虽是百年前的乾隆故事，却融入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韵味，再加上文笔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生动，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随着《清宫十三朝演义》的风靡一时，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广为人知。这便是俗文化的厉害!

近些年来，有关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然接连不断地闯入文艺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金庸就出生在浙江海宁，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紧紧围绕着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在金庸的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又说他左腿有一块朱记。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幼时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当年，陈世倌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金庸在书中还写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即所谓的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会主后，期望激发哥哥乾隆的汉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着陈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自己恋人一臂之力，不幸事败自刎，葬于“香冢”。金庸的小说精彩纷呈，使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说法传得更广了。

传说这么多，传闻这么广，乾隆究竟是不是海宁盐商陈阁老的儿子?首先让我们看看，把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故事写得出神入画的金庸先生是怎么说的。金庸曾老老实实地告诉痴心的读者们：《书剑恩仇录》中所谓的乾隆的弟弟“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

他并且声明：“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金庸还俏皮地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金庸说的是实话，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认为，乾隆是“以女易男”的说法根本靠不住，所谓的“公主楼”根本就不存在。至于人们所说的海宁陈家的房舍中有“爱日堂”、“春晖堂”两块皇帝御书的匾额一事，孟森首先肯定确有其事，但考证的结果是，两块匾额都是康熙御书赏赐的，分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和五十二年(1713)根据陈家在朝中做官的侍读学士陈元龙、陈邦彦的奏请，题写后赏赐其父母的，而不是乾隆写的。还在20世纪初期，一些满族人对街谈巷议中关于乾隆是汉人的说法就十分反感。当时有个叫富察敦崇的旗人，专门写了一本《皇室见闻录》，他在书中质问：“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书中谈到，皇孙诞生，按例王府要立即差派太监，先到内奏事处口头上报，再由宗人府专门写折子奏报皇上，以备命名，岂能拖了几天甚至几个月还没有申报的?若是雍亲王府已按时申报生的是女孩，又怎能过了几天又改为是男孩?由此一点，即可证明传说的谬误。

再看看清宫档案的有关记载。所谓的陈阁老，也就是陈世倌，在乾隆六年(1741)升任内阁大学士不久，就因为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乾隆斥责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如此一点情面不留，别说是生父，就是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这样的奚落。更重要的是，根据清朝皇室的家谱《玉牒》记载，乾隆降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幼年早死，但第三个儿子已经八岁，另一个王妃过了三个月又添了一个儿子。而且，这时的雍正才三十四岁，正当壮年，他怎会在已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另一个王妃又即将临产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再退一步讲，那时的雍正连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登上未来的皇位，又怎么知道陈家的儿子就是个有大福的人?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私园，据档案记载，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当年，康熙也曾六次南巡，但只是到杭州。到乾隆时，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患告急，而海宁大堤一旦冲破，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一带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势必被淹，到那时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漕粮的征收。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宁，检查海塘工程，终于建起海潮屏障鱼鳞石塘，其中有的地段至今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而在当年乾隆巡视时，在偏僻的小县海宁，实在找不出比陈家私园更体面的接驾的地方。乾隆在陈氏家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传说中“升堂垂询家世”的事了。

乾隆的身世说完了。透过大内档案，我们看到，所谓乾隆是山庄丑女所生，或者本是陈阁老儿子的民间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野史，这些说法都很传奇，很有吸引力;作为戏说，也可以写进小说拍成电视剧。但可惜的是，都没有史实根据，都不能当成历史事实来相信。关于乾隆究竟生在哪里的问题，是在北京的雍和宫，还是承德的避暑山庄?档案文献向我们披露，乾隆自己一直强调是生在雍和宫，嘉庆和道光虽然一开始曾持避暑山庄说，但后来又都坚定地改为雍和宫说。而持避暑山庄说的人也没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这样，是否可以说，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这三朝的档案最终证实：乾隆皇帝生在北京的雍和宫。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106203.html

相关阅读：揭秘：宋太祖赵匡胤为何要在赵普脸上乱涂乱画？
解密：古代哪位官员曾多次主动公布自己的收入？
名将马援为何会失宠于汉光武帝？马援必死的理由
美国退给中国多少辛丑赔款？退了多少到底怎么算
1967年香港严重骚乱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