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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戏说溥侗人生中的几场重头大“戏”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近代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光绪七年,溥侗被恩封镇国将军,随后奉旨进宫,在上书房当光绪的伴读。光绪三十三年,恩封加辅国公衔。后来的西园先生棋琴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有人以为这跟他少年时“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后来的红豆馆主潇洒不羁游戏人生,有人以为这也跟他“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看来,成也“上书房伴读”,毁也“上书房伴读”。

  细品这分析,有几分道理,“上书房伴读”让他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却也让他从光绪身上知晓苦难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笼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出戏气坏辫子帅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辫子兵进京的张勋张大帅,带着几位亲随叩开皇宫大门。按中华民国与逊位的宣统皇帝的约定,除每年拨专银外,故宫仍归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国法律保护。所以,即便有遗臣旧故欲见溥仪,也是白天按程仪晋见,晚上叩门之事从未有过。

  但是,太监并未盘问,便引领来人往养心殿,逊帝溥仪早已在养心殿等候,看来这次晋见是预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张勋一身戎装亲带侍卫再进午门,此时的午门早就城门大开,城头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满了龙旗。

  北京城一夜骤变,大清复辟,宣统又登帝位,用张勋的话说这叫“奉还大政”。最热闹处是四九城的估衣铺,长袍马褂成了抢手货,待估衣铺无货可卖后,人群拥向寿衣店。原本西装时髦,一时间长袍马褂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家琢磨戏的西园先生接到宫里通知:明日在江西会馆恭演大戏,以示对大清复辟的庆祝。通知还要求辅国公溥侗登台献艺……溥侗心知肚明,这“通知”绝非溥仪“上谕”,因为按朝廷的规矩,天潢贵胄坐于亭轩之中品茗清唱为“雅”,真要登台彩唱则有失身份。何况演戏的场所选在江西会馆,而不是宫内漱芳斋,肯定是那帮“复辟狂”为拍张勋的“马屁”想出的勾当。

  张勋是江西人,贫寒出身,自幼投军,因作战勇猛,按军功升迁,曾一度调进京师,为慈禧的扈从,耳濡目染,对京剧有了偏爱。在江西会馆演京剧庆贺张勋的“丰功伟绩”,纯粹是投其所好,借机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转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惨睹”一折,让那些妄想拿我当晋身之阶的鸟人知晓,我侗五爷不是省油的灯。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议,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凯器重,但并不热衷帝制,对帝制厌烦之心有诗为证,其诗云:“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对自己的父亲复辟帝制尚且不满,如今张勋捧出废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听溥侗约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当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这一腔怨气。”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悲歌苍凉,荡气回肠,真个是凄凄惨惨切切,唱得声泪俱下。

  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不买张宗昌的账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政府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后又从上海租界转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岁。

  当然,这怨不得别人,袁克文的放荡不羁与侗五爷的潇洒不羁不同,他抽大烟、宿青楼是寻常之事,而侗五爷虽对老规矩、旧礼教不以为然,但对大烟之类是断然不碰的。袁克文的丧事成为当时天津的奇闻,轰动一时,僧、道、帮会组成送殡队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为数不少主动前来的青楼女子。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后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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