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时老矣。霜鬓如戟，饮啖甚豪，酒酣扬声议论，益见坦白。而于礼法则斤斤焉，不稍假借(宽容)。起居之恒，读书之挈，数十年如一日。闲窥案头，史鉴而外，如四子书、尚书、左氏传，似数十百遍之熟……
———引自乔致庸墓表碑阴
1907年乔致庸去世后，其第三子，顶戴花翎三品衔的乔景俨，请自己的女婿常赞春和“华北一枝笔”赵铁山分别撰和书了这块墓表。
碑阳上书：皇清诰授资政大夫赏花翎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附贡生乔公致庸字仲登行二之墓。
此碑曾被醋坊作为翻槽垫石，使碑面严重磨损，字迹模糊不清。
“商人的角色并不是千篇一律，都是那些温文尔雅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导演胡玫说，“有成就的一些商人肯定是很有城府的。”
“现在有的商人多坏啊！”胡玫皱起眉头，双手扒着桌子边，“到了该挖掘一下我们中国商人的根的时候了。”
胡玫接到朱秀海写《乔家大院》剧本的时候，那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原来的故事非常浪漫，很刺激人的，主要以两男一女的故事为架构，乔家经商的事情是背景。”原来的香港投资方撤出，换成“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做网站做得很成功，全额投资了这个片子”。当时，随着剧本一起摆在胡玫面前的，还有投资方指定的主演陈建斌。
“中国的‘商’的历史由很多部分组成，晋商在其中有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实际上，我们对晋商一点也不了解。”胡玫说。她与朱秀海一交流，发现原先的“浪漫版”是为了符合投资方的要求，“怎么热闹怎么写”。“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戏弄得更扎实一些，更能看到晋商这个题材的冰山一角？”
于是便有了《乔家大院》。
命有多硬？
“乔致庸是如此疯狂的一个人，我演的时候就得疯狂，演戏那半年，我是个话痨，每天疯疯癫癫，在剧组里胡作非为。”陈建斌说。拍完《乔家大院》，他在家休息了两个月。两个月后，剧组的人再次见面，大家都认不出他了———这人怎么一声不吭，文质彬彬的？陈建斌说：“大家都以为我生病了。”
“乔致庸这种人一生下来，因为他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因为他的心特别狂野，他是破坏规矩的人。”陈建斌感慨道，“乔致庸是个活人啊！”
从嘉庆二十三年到光绪三十三年，乔致庸活了89岁，是乔家家谱所列7代80余人里活得最长的一个人。山西祁县的民间传说，当年有算命的说乔致庸“命硬”，上克父母，下克妻子。乔致庸刚出生，就死了父母，由哥嫂抚养成人；6个妻子先他而去，6个儿子，也有5个走在他之前。
“他的命硬到什么程度？他一生娶了6个妻子，妻子死一个，再续弦，再娶一个，又死一个。”《乔家大院》编剧朱秀海说，“一直到最后一个妻子死了，他还活着呢。”
乔致庸只敢续弦，不敢纳妾，因为纳妾是乔家家训禁止的事情。相传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因为家贫，年纪很大还没娶上媳妇。为了生计，乔贵发推着一辆独轮车越过杀虎口，像当时很多山西商人一样，到包头打天下。乔贵发在包头给乔家赚下了第一桶金———创立了“广盛公”商号。回到祁县，乔贵发娶了当年有恩于己的程寡妇，还认她的儿子为自己的长子。自此之后，乔家家训如山———不许纳妾。乔家第5代的乔映霞在和妻子离异之后终身未娶，最后一位乔家掌门人乔映奎，只有一个女儿，也不敢纳妾，宁可过继一个侄子给自己顶门户。
乔致庸的墓志铭是其一个叫常赞春的孙女婿写的，说他到了87岁，还喝酒吃肉，“饮啖甚豪”。但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两年，他的四子、六子先后过世，尤其是最小的六子，在这一年死于抽大烟。
本来不准抽大烟也是家训之一，但是这个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又染上了烟瘾。俗话说“人老惜子”，这个他老年最宠爱的幼子去世，给老人的打击非常大，乔致庸随后染病卧床，1907年撒手人寰。他死的时候，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只有4年。
“其实乔致庸去世的时候，是乔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乔家大院博物馆顾问胡育先说。政府越是薄弱，越是要依靠地方财政的支持。同治光绪年间恰好是山西票号短暂的春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之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一下子如洪水般疯狂地上涨，再加上从同治元年开始，山西票号开始进行各省以及海关上交户部银饷的汇兑，乔家的票号生意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1909年，乔家的大德通票号股东，每股分红能得到1.7万两白银。
在乔致庸亲自挑选出来的接班人乔映霞手中，乔家的产业开始走下坡路。
乔致庸对自己的6个儿子都不满意，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起乔家的产业来，在乔家第5代的11个男丁中，他亲自挑选出乔映霞来做自己的传人。
乔映霞继承了祖父性格中桀骜不驯、不拘礼俗等特性。除了保持了固有的“中庸仁义信用”等祖训外，他也是个锐意改革、力争上游的人物。
乔映霞是祁县第一个穿西装、剪辫子的人，他骑自行车，“像洋人一样站着撒尿”，和传统的脱了裤子撒尿大不一样，因此在民风保守的祁县被人讥笑是个“洋鬼子”。
乔家的衰败与乔映霞本人没多大关系。
光绪年间，外国资本进入加上户部也成立官商银行，民间票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乔家的生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缓慢下滑。
乔映霞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但是偏在这个时候，他续弦的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乔映霞大受打击。
接下来的30年间，军阀混战，大家都在打乔家大院的主意。光是冯玉祥的军队为了筹集军晌，就累计从乔家摊派300万公斤粮食、1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侵占包头后，又霸占了“复盛公”在包头的钱庄、当铺。在众多打击之下，乔家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抗战胜利，各钱铺纷纷申请复业，独“复字号”却止步不前，东伙双方都无意再事经营。多数职工相继离号，另组商号者有之，转入其他行业者有之，“复字号”已名存实亡了。
到了1950年，公私合营的大潮当中，乔家后人乔铁民、乔子珍等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并把部分房产分赠给各号执事的掌柜居住。房产售价均按股批分。乔家与百年“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
家有多富？
朱秀海在山西采风的时候，把当地能逛的大院都看遍了。“平遥人很了不起，我国最早的票号，徽商2家，平遥人就有3家，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中国最早的票号在山西平遥，叫“日升昌”，是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一手操办的。后来这间票号被称为“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面提到的那块“汇通天下”的匾，其实就挂在平遥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面。
实际上票号始自晋商们原始的资本积累，没有一家打一开始就做票号生意的，起家的买卖基本上都是粮食生意。《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打败包头老商号“达盛昌”，靠的是高粱生意。
高粱真的起了这么大作用？编剧朱秀海认为这是有根据的。
“高粱是什么，那是马料啊”，历史上的山西原本没有高粱。到了明朝，雁门关驻扎了大量军队，高粱需要从外地运来。山西人看准商机，就开始自己种高粱。到了清朝，边境线一下子向北向西大幅扩张，军队征讨青海、甘肃、新疆甚至是外蒙古，都以山西为大军粮草基地。于是，“盛产高粱的山西就成了整个中国西半部最富的地方”。
山西商人通过经营长途贩运的生意，开辟出多条商道，其中南起广州，途经山西晋中，北达蒙古、新疆到俄罗斯的是一条主干道，南来“烟酒精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在这个过程中，晋商的性格特性初步形成。在胡玫看来，最早的山西商人“相当豪爽”，“明末以后，他们走南闯北，做的就是中国最苦最累的一个行业，拉着毛驴走山路，不远万里搞贩运———就是现在的物流嘛！他们的群体意识特别强，他们互相依靠，这造成他们的强悍，很豪放，待人也特别热情。”
乔家的生意铺的摊子非常大，茶叶也是其中之一。“复字号”在包头是头号大买卖。从乾隆时期到1949年之后，“复字号”一直都在经营。在当年“复字号”原址找到当年的账目，每一天每个钱都有明确的记载。包头当地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包头从一个只有野鹿吃草的草原，到人烟阜盛的城市，以乔家“复字号”为代表的晋商开拓出的茶叶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
《山西通史》上，讲到晋商与茶叶生意，有这样的记载：“晋商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恰克图交易额至道光年间，即19世纪30年代，已经达到1280万卢布，是恰克图开市之初交易额1万卢布的1280倍。”
打通茶路不是乔致庸一个人的功劳。据晋商专家胡育先解释，电视剧里面的乔致庸，实际上综合了晋商佼佼者的故事，化身的这么一个人，“全部的故事情节，不是所有的乔家的正式故事。”
清朝户部曾给山西商人搞了一个“财富榜”，乔家只排名第七。
以茶路为例，同在祁县的渠家，才是当时真正的贩茶大户。茶叶的产地在南方多，而祁县里号称“南渠北乔”，就是说乔家的商号多在北方，从包头直到东北都有，而渠家的商号则多在南方。渠家的“三玉川”“长裕川”砖茶，在蒙古牧民中不光销路好，有时候甚至可以当作硬通货来买卖东西。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说谁经商基本上就是骂他。”胡玫说，“官本位的大体制下，总的来说商人是没有地位的。”
电视剧里面的乔致庸一听到知府大人要到家里来，就开始“风瘫头痛”，一病不起。一辈子也没做过官。
“光绪时候的县志，就有乔致庸救济灾民的记载，还给他封了一个四品官，只是一个头衔，没有正式走马上任。”晋商专家胡育先这样说。
这个四品官只是一个名号。乔致庸死后，因儿子的功勋，享受的丧葬等级是清廷二品的待遇。
明末清初，乔致庸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和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使得山西的商人们享受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有政治地位的日子。
当年清廷入关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请来8个最有名的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皇恩浩荡地把这些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之列。后来雍正十五年平定青海叛乱的时候，担当粮草补给重任的，正是一位当年吃了顺治“御宴”的范姓富商的后代。平定青海战乱之后，朝廷更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一并交给了范家。
清政府看重商人，尤其是晋商，晋商里面像乔致庸这样肯为朝廷分忧解难的，就更加受关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山西民间都有“官怕商人”的观念。
鼎盛时期的乔家库存，在整个山西省，除了不敌号称千万的亢氏以外，与介休侯家、太谷曹家不相上下，估计有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之间。而“当年一个山西的县令，一年的俸禄也就那么五十两银子”。朱秀海这么比较了一下。
从乔致庸开始，乔家每一代都多多少少买过一些官。买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票号生意。
乔致庸的6个儿子里面，二儿子乔景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候补知府，但是没有到任，跟着大哥一起给乔家的生意做掌门。五儿子在户部有一个职位，但是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他做过官，只知道他和其他从商的兄弟不一样，颇有文学造诣，喜欢读书，从这一脉传下来的后代，到今天有好几个在美国读到了博士学位。
院有多大？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一进门就找红灯笼，缠问解说人员，这个宅子里的老爷到底娶了多少个老婆。
自从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这是经常发生在今天的乔家大院博物馆的场景。
乔家大院，像一个城堡一样，墙厚窗户小。今天虽然统称“乔家大院”，但它并不只一个院落，实际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胡玫说，很长时间以来，乔家大院就是“有点神秘、有点恐怖”的一个景点，“但当年，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院子”。
“乔家大院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院，这个大院是在村子里，它实际上就是村庄里的一家农户。”胡玫说，“我们不要忘了晋商的根是农民。”
“那时候，山西这地方属于中原地带，儒教的影响和封建教养是很深厚的。”胡玫说。平遥城外7公里的小村庄金庄，有一座不小的孔庙，从元代开始就一直供奉着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
儒家的影响，令这些根在农村的富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信”列入家规。当时富商樊现曾得意地对后人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
在今天保留比较完好的乔家大院中，这样的痕迹比比皆是。
乔家屏门扇上刻着《朱子家训》，这是乔致庸规定子孙的必读课；乔家门前，常年拴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祁县当地传说，每年将近除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上面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
乔家大院的修建经历了很多代人，一直到1938年全家迁离这里。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买下了乔家堡村惟一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硬山顶的砖瓦房，砖木结构。墙壁厚，窗户小，可以抵抗十冬腊月晋中刺骨的风雪。建成后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正好位于老宅子的西面，老宅做了偏院，改为书塾。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乔家大院的北院的一部分。
电视剧《乔家大院》拍到乔致庸的晚年戛然而止，然而乔家的辉煌不止于此。拿作为晋商宅第的乔家大院来说，这个时候也才是刚刚进入修建的高潮期而已。
“乔致庸修这个院子，跟他做生意一样豪爽不羁。”朱秀海介绍，“他很伤心，因为国家快完了，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这么多银子，买了军舰还是要给人家打沉，这个国家眼看就快完了。”他让孙子乔映霞去买地，买木料，都是最好的木料。“挖一个大坑，里面灌满猪血，把木头往猪血里面泡，泡它一个月，然后再捞出来，这木头两百年都不坏。最后虽然他赌气建这个宅子，但他心里头也明白，国家都完了，建这个宅子有什么用呢？后来因为乔家要参与山西商人买阳泉矿山的集资，资金紧张，后面有一角没盖起来，没银子了，大概有2亩地那么一块。山西因为在北方，冬天冷，房子都盖的很矮、很小，为了取暖。说是后花园，其实是块空地，稍微把它修一修，修两条路，种几棵树，弄一点花儿，所谓花园就是这么来的。”
乔家大院的修葺一直到“七七事变”才停止。在山西，保存如此完好的大型民宅，也是屈指可数。“皇家有故宫，民间看乔家”的说法，也是基于它保存完好，几百年下来，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毁灭性打击，看起来没有受过硬伤。
1900年，也就是乔致庸捐给慈禧太后银子的那一年，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剿灭洋人。从山西太原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跑出来7个意大利修女，她们一路逃到了祁县的乔家堡。乔致庸搭救了这7个修女，将她们藏在一辆柴火车里面，躲过了暴民的疯狂围剿，也躲过了官兵的追杀，送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处。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日军侵占时期，乔家举家外逃，只留下部分家人看护院落。日本军队从太原打来，一路烧杀抢掠，来到祁县。留守的乔家人仓皇之中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叫孟择喜。神父给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又用神父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告诉日本军队，乔家是主的子民。日军见是盟友的旗帜，就没有进去大肆地破坏。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乔家大院都没有遭到怎样的破坏，而其他晋商的深宅大院，在这个时期几乎被摧毁殆尽。
1949年后，整个山西保存下来的大院已经很少了。乔家大院被选中成为刚刚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一直到1960年前后变成了晋中地委党校的办公场所。“大炼钢铁”期间，这个保存完整的院落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拆下来烧的。1986年，在乔家大院里，设立了民俗博物馆。
●语录
○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
———清道光年间，民间评价晋商票号
○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清咸丰时，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曾说
○中国商贾一向称道山陕商人，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心朴而实也。
———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评价晋商
○25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20世纪初，上海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这样评价晋商的信用。当时，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互有业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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