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杜月笙：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河沦陷后，张学良引咎辞职。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现在见张学良处在倒霉的时候，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

　　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不会爆炸。和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被杜月笙派的保镖发现了。杜月笙一看，又惊又怒。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响了，伤了张学良，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吗?这个台，杜月笙是绝对坍不起的。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来手下顾嘉棠，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通过顾嘉棠，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觉得，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王亚樵对顾嘉棠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听了顾嘉棠的汇报，杜月笙放心了。他又让顾嘉棠去对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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