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1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

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2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

恶化的病体已经难以回复原点，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且逐步走向生命终点。医药和身体的事情，谁都没有把握。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

1975年1月1日，纵使接班态势底定，蒋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蒋经国内心愁苦不已，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而这段期间，也正是哈医师为蒋介石动过抽肺脏积水之后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蒋经国在一年伊始的日记中，开宗明义写道：“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蒋经国说的“父亲在睡眠中”，时间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脏抽水手术之后的30天，因受手术后遗症影响，蒋介石仍处于高烧昏睡(迷)状态。

1月9日的日记写着：“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月11日，蒋经国日记记录：“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这段记载，说明了蒋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积水手术后，一直发高烧，最高纪录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断施打高剂量的抗生素及铺用冰毯，才开始降温。

蒋经国所谓“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应该就是指肺脏积水抽除手术引发的高烧昏迷后遗症。

1月14日，蒋经国日记说：“坐于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1月17日，称：“傍晚探父病，父亲答以笑颜。”

2月7日：“父亲病情稳定、好转。”

蒋介石为利用军校这块阵地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十分注意树立其个人威信。他总是一身戎装，戴白色手套，走路腰板挺直，颇有古代武将风度。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一日三餐一律在官佐食堂，与大家一同进餐。每天早起监督学生是否准时起床，晚上学生是否按时就寝。他还频繁地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一面要求学生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并经常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敬重和信任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支持共产党人负责的军校政治部工作，表现一个十足的“左派”。同时，他又十分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的封建式治兵术，大量印发其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军校学生的必修读物，借以把学生训练成为像湘军忠于曾国藩那样忠于自己的未来军官。另外，他还习惯找学生个人谈话。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从中发现人才，网罗人才。一天蒋介石找胡宗南谈话，胡因心情紧张，向蒋敬礼时手脚不听使唤，手总是贴不到帽檐，身子也歪斜着，弄得满头大汗。蒋介石见他那副样子，禁不住笑出声来说：“胡宗南，你紧张什么?我不会吃了你，快坐下吧!”同时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胡答道：“浙江省湖州孝丰人。”蒋说：“孝丰?你和本校长是同乡了!”又问：“令母还在吗?”蒋介石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胡宗南心生暖意，他为能攀上这样一位老乡而惊喜。从此，就成了蒋介石家的座上客、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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