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脸黄金荣喜欢在早晨10点钟起床，吃早点，然后去往珍宝茶馆，根据该城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那里他会被“一些访客、信使、求助者、戏子、风流女子以及告密者所包围”。下午，在会见生意伙伴，与情妇幽会或去他的戏院之前，这位青帮的老板经常要打一会儿牌。1927年3月26日，他改变了习惯，前去拜访获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已于当天早些时候乘军舰到达了上海。他的地位并不比轻易取得的军事胜利所显示的更加强大，在城里他只有3000余人的部队，包括一些可靠性尚不确定的前军阀的士兵，他的国民党右派及商界的盟友也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军队。激进的上海学生要求他离开，而工人们则挥舞着旗帜高呼“打倒蒋介石”。他在西门的群众集会上所发出的对外国人要保持冷静的呼吁并未被示威的人群所理睬，他们围绕着租界游行，谴责帝国主义。

劳工组织在一些主要建筑内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则授权对反对者进行暗杀，并制订计划在军阀军队撤走之后国军赶来之前夺取该城的控制权。武装的工会小分队对破坏罢工者进行攻击，并对行人进行搜查来查找武器。周恩来前往军事总部拜访，提出获取用来通过军队强加的宵禁令，但这一要求并未获得成功。为庆贺汪精卫从欧洲返回掌控国民党左翼的领导权，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被计划于4月12日举行。但共产党人却不愿意采取最后的步骤，尽管蒋可能已经转向右翼，但他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斯大林也致力于和这个孙中山建立的政党的两个派系建立统一战线。到达上海后，汪精卫对蒋说，他将尽其所能来阻止全面的暴动，这就给这位将军一个巩固其重要联盟的喘息机会。

上一年年末，黄金荣曾经逆长江而上作了一次对这位将军的拜访之旅，而蒋与青帮的联系则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这一次，黄成了蒋在上海的第一位平民访客。交易非常简单：帮派成员将竭尽全力支持蒋，而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豁免，很可能还伴随着一项他们十分乐意的该城市毒品交易的垄断权。

在黄打好基础后，充分利用与外国人联系的杜大耳朵便粉墨登场。他在号召“维持公共秩序与苏维埃公社作斗争”的法国总领事的支持下，以中国互助进步协会的名义建立了一支民兵队伍。法国警察保护着协会的总部，而外交人员则设法给他们提供了450支枪。

杜也通过法国警察头目菲奥里上校邀请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籍主席斯特林·菲森顿参加了杜在其法租界的家里举行的会议，在那里，步枪与半自动机枪都摆放在大厅里。这个51岁的矮胖的美国人后来被美国国务院官员描述为一个“软弱的人……他已经在远东精神崩溃，而且显然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菲奥里谈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对外国人的威胁，杜说如果法国给他提供更多的枪支，他准备对左派分子发动进攻，而菲森顿则被要求允许来自互助进步协会的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其辖区。菲森顿说如果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的话，他无意反对，委员会最后同意了。

在做好安排后，蒋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把上海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广西将军白崇禧。和往常一样，他更愿意待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左派计划的群众大会前夜，青帮以杜邀请该城最有权力的工会领导人汪寿华(亦名何松林)赴晚宴的方式，为蒋的事业作出了第二个贡献。汪并不想疏远黑社会，所以在4月11日晚8点，他的汽车驶进了杜宅前面的铁大门。

在屋内，青帮的另一个首领张啸林迎接了他，张说他应该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立场。当汪予以拒绝时，四名青帮成员对他进行了毒打。就在此刻，根据一项记载，杜出现在了楼梯的顶端，他面无表情，声音也由于鸦片的作用而显得非常空虚。当一个号称“暴躁的黑老鸹”的暴徒试图扼杀汪时，杜喊道：“别在这里!不要在我的家里!”认为汪已经死去的歹徒，把他塞进一条粗布袋子，开车到了租界外面的一片荒地，打算把他的尸体埋在那里。当挖好坑时，他们听到了汪的呻吟，但是他们把他活埋了。

8个小时以后，2000名身穿蓝色工装的来自杜的民兵武装人员走上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他们的白色臂章表明了“工人”的身份。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往工人居住区时，经过了一些夜晚时分沿街布防的士兵，其中的一些人穿着平民的衣服。黎明时分，军队总部里响起了军号声，一艘军舰也拉响了警报，这就是那些身穿蓝衣的人进攻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占据的堡垒的信号。

他们得到了为民兵开路的军队的帮助，或者这些军队本身也在向左翼分子射击，人们就在大街上被射杀或者斩首。有报告称一些被俘者被活活扔进了南方火车站的机车炉。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巨大的商务印书馆大楼的雇员俱乐部，工人纠察队扎营在那里的弹子球房，而在它被攻陷后，从里面突围出来的人员中就有周恩来。而他的人头悬赏费已高达8万元。

警察宣称4月12日的死亡人数为400人，另有300人被捕。但是死亡总数仅在清晨的冲突中就很可能两倍于此，同时还有一些被俘者被押往龙华军营，并在那里遭到处决。青帮人员搬进了工会总部，并宣布成立一个新劳工组织。有多达60个商业组织给蒋和白崇禧将军发来了祝贺电。

尽管工会和共产党人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一次进攻，但他们却未能组织起对军队和青帮成员的有效防御。此刻他们表现得极为天真，似乎认为那些被布置好来围攻他们的军队可以通过语言来争取。一个年轻的左翼人士去问周恩来他可以帮忙做些什么，却被告知去散发传单和张贴宣传画。由妇女和儿童带领的示威者前去军队的总部进行抗议，为表明这些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军队架起机枪进行扫射，上好刺刀的士兵们追逐着四处逃散的示威人群。约有300人死在了那里。对于该事件，后来著述颇丰的蒋只是简单地记录道：“4月12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当杜的人和国军士兵滥杀无辜的时候，恐怖遍及了整座城市，一车又一车更多的被俘者被带到了龙华。青帮的副手们又对五个左翼组织发动了进攻，逮捕了一千多人。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了禁止。此时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估计有5000到10000人在这次清洗中丧生。作家韩素音估计的死亡人数为8000，另外还有6000名工人的妻子和女儿被贩卖到妓院或工厂。后来估计的死亡数字，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34000人，受伤人数为40000人，被捕人数为25000人。“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血腥的战争，”蒋的秘书陈立夫写道，“我也必须承认许多无辜者也被杀掉。”

共产党保留了在长江中游盆地和湖南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推行土地改革，夺取财产，处决“劣绅”并且组织农民自卫队。但是左派却得到了一个清晰的镇压正在等着它的警告，而这个警告就来自日益冷酷的军队。孙中山的大教堂正在毁于内部的爆裂。

在广州，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嫌疑人被绳子绑在一起，带到东校场然后被枪杀。就像一年前在南昌一样，留着短发的妇女被当做应予处死的激进分子。在杭州，根据美国记者文森特·希安报道，士兵们将一位因为说蒋介石不代表国民党或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妇女开膛破肚。“她的肠子被掏了出来，并缠绕在她的身体上，而这时她还活着，”他补充道，“年轻的男女们因为说出了他们的想法便被斩首，男人们被挂在木笼里饥渴而死或者在架子上被折断。”

在国军1926年取得首次军事胜利的湖南省，当右派寻求根除由共产党造就的乡村激进主义时，它便成了特别残酷而又漫长的冲突的发生地。农民的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出生于湖南的毛泽东说道，他们被“挖眼割舌，开膛砍头，刀砍沙磨，用煤油烧，用烙铁烫上印记。至于妇女，他们割下她们的乳房……赤身裸体游街示众，或者只是把她们砍成碎片”。这个省的流血延续了10年，夺取了大约30万人的生命。

上海的商人们很高兴左派被镇压，但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变成新秩序的第二批牺牲品。作为一个实业应该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定信仰者，蒋对于思想独立的资本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有用的资金来源。一个金融委员会决定谁将付多少钱，而一个前法官则乘坐他的大汽车在城里四处转悠，告诉公司与个人分配给他们的贷款的数额。青帮与安全部队则会与那些不合作的人打交道，更多的钱通过绑架与明目张胆的勒索被筹集了起来。“富裕的中国人会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在街道上神秘失踪，而那些重新出现的人回家时却变成了穷人，但绝不会被引诱张开他们的嘴去告发那些敲诈者。”一位当时的作家欧文·查普曼写道，“百万富翁也被当做‘共产党人’而遭到逮捕!”

试图安慰新政权令人恐怖的军队首领的中国总商会设午宴邀请青帮的首领们，但却毫无作用。诚信百货商店大亨3岁的儿子被绑架，在支付了50万元赎金后获释;一个纺织厂老板儿子的赎金高达67万元;而从一个面粉巨头那里攫取的财富估计高达700万元。当保守的商人领袖傅筱庵拒绝筹集1000万元的贷款时，他便成了逮捕证上的目标，据说是蒋亲自批准的。在傅逃出城后，当局接管了他的运输公司，而这位将军则占用了他的一所房子。

蒋已经被描绘为上海资本主义的人物了，1927年春夏的事件就表明了这种关系的实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关系还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对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说，在带刺的铁丝网、沙袋和军队的保护之下，生活一如往常地继续着。坦克在法租界的街道上巡逻，6架皇家空军的双层翼飞机停在跑马场的赛道上。清洗开始的那天，公共租界的纳税人同意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都市的公园或花园，一个发言人警告说，放松禁令将会冒这样的风险，即看到这些地方“挤满这个城市的社会渣滓”。法国人扩大了与杜的毒品条约并且为运送毒品的船只提供了海军的保护。作为更多金钱的回报，菲奥里同意让青帮的首领在租界开设赌场。为了获准在那里贩卖毒品，杜将大笔金钱花在了以温顺的菲森顿为首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身上。其中的部分收入沿江而上到达了蒋那里，为他与左派的对抗和彻底统一中国的抱负提供资金援助。

武汉政府经过了五天的时间才对上海的进攻作出了反应。4月17日，它以其所宣称的国民党的合法代表为基础，把蒋开除出党，并且斥责他的“屠杀人民”的行径。一个规模盛大的集会谴责这个“反革命的头目”，据报其头颅的悬赏金已达25万元。面对镇压的现实，莫斯科也开始转变了立场——共产国际称这位国军司令为叛徒，而《消息报》也发表了一封蒋当时正在俄国学习的儿子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而我不再认你做父亲了”。斯大林设法召回了他在清洗前送给蒋的签名照片，并且在此时把这位将军比作了一个挤干后就应该被扔掉的柠檬。

在与外国记者的会面中，鲍罗廷的讲话听上去慷慨激昂。这位俄国人身穿宽松的法兰绒裤子和肥大的白色上衣，当他告诉一个来自伦敦《每日邮报》的记者，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阴谋的牺牲品”而必须被开除时，他用一根细细的马鞭拍着他的大腿。左派政府的地位也日益变得令人担忧，它的财政拮据、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海关的一个主要职位被蒋的支持者占据，又切断了其来自鸦片贸易的关税收入。武汉的工人自行其是，而商人支持者则日益变得与政府离心离德。停泊在一英里宽的长江江面上的30艘军舰时刻提醒着武汉政府，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列强就会随时准备予以干预。痢疾的大爆发使数千人命丧黄泉，在前英租界，路透社记者写道：“苦力们正在把以前非常漂亮的滨江大道和江岸当做公共厕所来使用。”

在南京，蒋和他的支持者们也成立了一个敌对的政府，国民党的理论家、1925年被当做右派排挤出去的胡汉民也加入了进去。虽然缺乏广泛的基础，但它宣称代表着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层也恰恰始终构成了国民党财政支持的核心，这样它也可以影响到担心武汉会转向左派的人们。与此同时，它也代表着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化，正如胡汉民后来承认的那样，使用军队去镇压共产党人也意味着军队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控制。

此时采访蒋的新闻记者文森特·希恩从他消瘦的脸上察觉到了一种冷酷的表情，但也发现他“敏感而又机警”并且把他的年龄看得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了10岁，文森特也承认他本人对于武汉的左翼政府的同情。“我能够感知到蒋介石思想中的那种热烈而又野心勃勃的特质，他的关切得到了很好的思考，他的愿望使得他的个人野心涂上了革命的学说与言辞的保护色。”希恩写道，“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令人惊异的机会，但革命运动的空话只是停留在其意识的表层。他依旧奸诈，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会获得成功。”

1927年晚春，蒋不得不首先对付从山东向南京进发的狗肉将军的军队，这些军队已经挺进到足以对南京进行轰炸的距离。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也面临着来自这个军阀的“满洲”盟军的威胁，在26岁的少帅张学良的统率下，“满洲”军队已经渡过黄河，从北面威胁着武汉。这种两路进攻使得国民党军队的弱点暴露无遗，同时也显示出南京与武汉合作对抗他们共同敌人的必要性。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仍然要冒对抗数量上要优于他们的北方联盟的风险。所以他们要寻求新的合作者。

在18个月前被北方军队击败后，基督徒将军令其部队固守北京北部，与此同时，他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听着京剧唱片来消磨时光。在苏联首都，他见到了许多高官，并接受了有关革命方法的指导。尽管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冯玉祥对任何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东西毫无热情，同时也知道怎样让他的东道主提供给养与金钱。回到家后，他召集起部队，在俄国承诺的援助之下，看到了复仇机会。他的部队，包括行动迅捷的骑兵，以黄河一线为基地，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者。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联合，可以使自己作为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在对抗北方军阀的战场上，并且统治陷于分裂的南方人。为摆脱持续不断的资源匮乏，他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得到了资助的承诺，尽管他总在抱怨资金被克扣。

5月初，随着两路国军分别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展开运动，对军阀部队的三面围攻正式开始。在东部，蒋击败了狗肉将军，并进至这个军阀的家乡山东省，抵达距该省主要港口城市青岛60英里的范围之内。由于担心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山东租界，日本旋即派兵介入，组建了一支6000人的卫戍部队。日本的行动引发了中国人的抗议和抵制，并且也使蒋成了民族英雄，尽管避免与装备精良的外国军队对抗成了他未来10年的一个模式。

西部400英里以外，70000人的武汉军队在佛徒将军唐生智的带领下越过崇山峻岭进入河南省。所向披靡的“钢铁劲旅”进行了一系列争夺铁路沿线城镇的恶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少帅决定退守宽阔的黄河以北，构筑坚固的防线，并以强大的炮兵火力阻止了国军的前进。很久以后，张学良说就是在这一时刻他开始厌倦了中国人的相互厮杀。即便如此，也正是在河南战役期间，他染上了严重的吸毒恶习。“我由于愤怒与领导一支军队的压力而吸食鸦片。”他在1992年的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说，“一位军医试图用一种针剂来帮助我摆脱毒瘾。最后，我摆脱了鸦片，却对这种药剂上了瘾。”这种药就是吗啡。张的毒瘾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说他的臀部几乎找不到一块没有针眼儿的好皮肤。

基督徒将军并不急于加入战争，他的部队直到大批敌军被武汉的钢铁劲旅所吸引时才投入战斗。冯的骑兵实际上是沿着黄河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入东北军后路，占领了铁路枢纽郑州。延宕的结果是，与武汉军队14000人的伤亡相比，他的部队只有40人伤亡。

当钢铁劲旅沿着铁路线一路打到河南省的时候，蒋表明了国民党两派之间的联合多么微不足道。5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曾经与左翼结盟的将军，而此人此刻却在向武汉挺进。与此同时，右派攻占了南部的湖南激进的首府长沙。随着大批的军队外出作战以及左翼盟友在长沙的被击溃，武汉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但鲍罗廷又重施他在广州保卫孙中山时之故技，组织了一支以北伐军独立团的共产党领导为首的自卫部队，这支部队击溃了叛军，拯救了政府。

然而形势依旧危急。武汉的军队不但损失惨重，而且军官们也由于他们的土地被乡村左翼组织侵占的消息而变得离心离德。汪精卫及其同事们觉得修补他们与基督徒将军的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6月中旬，一个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团到达郑州。为了迎接他们，大块头的冯玉祥坐在一辆军用卡车的后面，他身穿一件普通士兵的军服，大声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先前乘一辆私人列车到达城市的郊区，然后又换乘了这辆卡车。此刻冯玉祥知道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并因而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为了争取到他，武汉代表团同意将他们的军队撤出河南省，让这个军阀统治这块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冯还得到了取得战争的指挥权以及控制北方可能被征服的其他省份的承诺，同时还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金钱资助。

在会谈中，共产党人并未被告知，冯要求把俄国顾问赶回家，把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而汪和他的非共产党同僚也已经准备照此办理了。非激进的国民党党员们日益增加的不满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正在使他们丧失对革命向左倾斜的信念。鲍罗廷的影响以及他的受保护人也日益遭到忌恨。与南京找到共同点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与冯的联盟无疑会增加武汉方面与蒋打交道的筹码。但是仿佛是1926年在广州时与蒋对抗的重演，汪很快就发现他自己在战略上又棋输一着，而且也有了足够的理由理解为什么冯还有第二个绰号：背叛将军。

在听到郑州会议的消息两个星期后，蒋在其东部前线的另一个铁路枢纽站徐州，亲自安排了一次与这个军阀的会面。为了彰显自己为孙中山真正继承者的形象，蒋乘坐前面有这位医生巨幅画像的机车牵引。蒋身穿普通咔叽制服，在沿途的停靠站进行了讲演。“他的声音清晰而又得体，他的面孔睿智而又坚定，他看上去既机警又精力充沛。”一位丹麦记者如是报道。当这个记者和另外两个外国人看着车窗外的火车门上写着“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见鬼去”的标语时，蒋对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在徐州的花园饭店，他在前往车站迎接冯之前，与广西的将军们举行了会议。国军的军官们着装整齐，蒋还安排了一支军乐队在站台上演奏。当火车进站时，广西的首领李宗仁回忆道：

我们没有看到车上有将军，只有一些穿着制服的侍者。显然知道我们在寻找谁的侍者们指了指列车后部通常被军队用来转运牲畜的货车车厢。通过一个开着的车门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穿着破旧的军服坐在地板上。当火车停下来时，他站起身来走下车厢。蒋是第一个向他走去的人，并且问道：“冯总司令在哪儿?”

这个像农民一样的士兵微笑着回答道：“我就是冯玉祥。”这令我们所有的人都十分意外!然后当冯与我们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时，乐队开始了奏乐。

就像他在卡车上对武汉代表团所作的表演一样，冯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待在那节配备侍者的车厢，只是在快到徐州时才移到了后面。

虽然这位衣冠不整的军阀与整洁而冷漠的蒋在性格上迥然不同，但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共同的目的。不管对武汉代表团说过些什么，冯还是发布命令除去其控制区内所有的反蒋宣传画，表露了他的意图。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一种个人的联系，就像蒋的儿子一样，冯的女儿也在莫斯科学习，而这两个年轻人已经开始在一起生活了。与莫斯科的进一步的联系则是由他们的一个同学提供的，此人回国后成了冯的顾问，他就是一个名叫邓小平的年轻的共产党人。

在为期四天的会谈中，这个军阀与国军的司令达成了协议：基督徒将军得到了每月200万元以及控制河南省的承诺。新闻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在搭乘蒋的列车回南京的途中，观察到了这位将军对秘书们口头下达命令，以及他们用西式的刀叉、勺子吃火腿鸡蛋加面包果酱而且还有咖啡的正餐等细节。在旅行途中，蒋的助手宣读了一封冯致武汉的电报，内容以郑州达成的反共秘密协议为基础。它宣布道，激进分子已经钻到了党内并试图控制国民党。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鲍罗廷立即回国，而愿意离开的武汉政权的成员也可以到国外去“休息”，唐生智将军则应该派遣军队与冯进行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电文最后说。

在争取到冯以后，蒋下达了对包括鲍罗廷在内的重要左翼人士的逮捕令——感觉到风向变化的邓小平离开了基督徒将军的兵营，去了共产党的统治区。在战场上，就像《字林西报》所说的那样，南京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前挺进。他们的司令去了上海，并对商界进行了新的压榨——当地的富人被告知，除非他们立即付款，否则就会被视为亲日分子。7月，在这个城市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决定筹款为蒋铸造一个银质盾牌，上面镌刻着“众望所归”字样。在4月份的清洗中进行了合作的帮派首领被任命为顾问，并被授予荣誉少将的军衔。当南京建立起一个意欲以三年多的时间根除毒品的鸦片专卖局时，作为对政府筹款的回报，青帮的张啸林被任命为局长。

这位将军也为了反共联盟事宜而与满洲的老帅以及山西的模范长官阎锡山进行了谈判。但张作霖中断了谈判，说他怀疑蒋的反共诚意，与此同时，东部军阀孙传芳的一次进攻迫使南京退却进行防御。

在蒋调动军队迎接挑战时，一场足以与华氏零上100度的高温相提并论的危机也在武汉爆发。由于共产党人并不了解汪精卫与冯玉祥达成的驱逐他们的协议——鲍罗廷仍然坚持“冯将军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这一悲剧表演得十分滑稽。导火索是一个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纳本特拉·纳特·罗易，文森特·希恩称这位婆罗门有着“一个美丽的、橡木雕刻的脑袋”。与1923年所追求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相反，这位印度人将乡村的革命看做眼前的道路。农民应该被武装起来，革命也应该自下而上由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乡村政府的农民来进行。罗易的信息表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已经改变了策略以便应对来自托洛茨基派的批评，而托派则正在鼓吹更加革命的信条，并且指出蒋所走的道路就是统一战线破产的证明。

1927年6月1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说，应该从事土地革命，建立一支有2万名共产党人和5万名工人与农民的军队;建立革命法庭来严惩支持蒋的军官;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应该加强;新鲜血液应该代替那些“摇摆不定的与妥协的”元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满腹疑虑地看了这封电报。其中一人说，他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更是称其为“犹如在粪坑里洗澡”，陈曾建议共产党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以便共同对抗蒋介石，但这一建议却被斯大林多次否决。在长期被捆绑于统一战线中之后，他们突然接到命令采取先前被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禁止的政策，而且是在一个他们正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时候。甚至是忠诚的鲍罗廷也称这些指令愚不可及。

而罗易则使得形势更加恶化，他邀请汪精卫到他的家里，并且询问他鲍罗廷是否已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让他过目。显然他认为中国的这位政客在春天从欧洲返回中国并且顺路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得到了有关即将发生事件的预先警告。汪说他还没有看到电报，这位印度人随即将电报原文与中文译本递给了他。

第二天，汪精卫称这份电报是不可接受的，并说它违反了孙中山与俄国人所达成的协议的某些条款。而这位使者却回答道，这是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国民党不合作，”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将它当做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盟友。”

对鲍罗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他只能靠阅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来打发时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执行了斯大林通过统一战线来建立中国革命基础的政策。作为一个机敏的棋手，他已经事先计划好了他的棋路，自诩要有“远见卓识”，以便对付令人绝望的情况。而现在，他却面临着计划流产。在接受一位瑞典记者的采访时，他谈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为一种理念而战，“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社会问题、无穷的包容能力的中国却使我震惊与叹服”。在忍受着疟疾以及由于骑马而摔断一只臂膀的痛苦的同时，他还有着其他的担忧，他的美籍妻子芳娅在长江上航行的俄国轮船上被北方军队逮捕。由于受到携带具有煽动性的传单的指控，令人敬畏的鲍罗廷夫人被带到了北京，而在这里，满洲老帅的军队已经显示了在处决袭击俄国使馆所俘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的肆无忌惮。

尽管汪精卫在与基督徒将军的秘密会谈中已经准备摆脱共产党人了，但武汉的领导层在决定如何对付来自莫斯科的爆炸性事件作出反应时，还是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孙中山的遗孀也在那些要求继续进行统一战线的人员之列。最后，在7月15日，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排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驱逐俄国人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武汉，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举行了一个大会，在会议上另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新特使贝索·罗米纳泽依旧强行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却坚持共产党仍然应该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由于国民党的两翼都转而反对共产主义，这就增加了一种即使是斯大林也无法接受的不现实的因素，于是在9月，莫斯科最终下令中止了统一战线。

鲍罗廷的离去一直推迟到他的妻子最终获释。根据众多的记载，她把她的获释归因于一位来访的美国参议员的压力，或者是因为苏联大使贿赂了主审法官，这位法官也不可能没有发现她的共产党嫌疑，获释后她立即逃往日本。

1927年7月27日，在一次有茶和汽水的告别仪式后，汪精卫与其他高官前往武汉火车站为这位俄国人送行。与他同行的还有6个俄国人、外交部长尤金·陈的儿子们以及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避免在上海遭到逮捕的危险，他们进行了精疲力竭的陆上之旅，抵达由蒙古到莫斯科的铁路线。生病而又脾气暴躁的鲍罗廷指责道，就像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国民党“是一个马桶，不管你冲刷它多少遍，它依旧臭气冲天”。他于10月6日回到了家，距他首次与孙中山会面整整4年时间。

回国后即被软禁的鲍罗廷，接受了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负责的部分指责，后被任命为莫斯科的一家英文报纸的主编。他在斯大林的保护下度过了20年，后因被怀疑同情思想独立的外国共产党人而失势。在1949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后，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鲍罗廷离开武汉仅4天，共产党人在江西省会南昌发动了起义。参加者有周恩来以及时任该市警察局长的未来红军总司令朱德。起义者在南昌的一个主要的饭店内设立了总部，这是一座四方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他们待在宽敞的卧室里，睡觉的地方与会客厅之间用装饰有彩色玻璃的屏风隔离开。这里的战斗颇为惨烈，但起义在一个星期之内便被镇压，起义的残部撤出城外并且成了红军的核心。尽管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南昌起义在今日中国仍然被当做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诞生的标志而被庆祝。

紧随鲍罗廷之后，加伦也踏上了离别之旅，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武汉火车站为其送行。路透社报道“他走了……既没有事先的宣布也没有赞扬”。这位将军依然觉得他可以经由上海离去，并在那里与欠了他很多的中国总司令告别。蒋记载道：“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销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蒋补充道，“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告别词。”

加伦这位在中国充分展示了才能的军事之星，回到苏联后受命指挥远东军队，并多次击败满洲军队的进攻。在获得列宁勋章后，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且晋升为元帅军衔。1937年，当斯大林转向军队的时候，他被提名为审判重要将军的特别法庭的成员——有报道称他被迫去监督行刑，但这并未能保护也成为大清洗对象的他自己的部队。加伦自己则被赦免去领导在远东的一次针对日本人的重大战役，他取得了胜利。然后，他奉召赴莫斯科，并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与其任学校教师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同被捕。警察首领拉夫连迪·贝利亚主持了审讯，当这位元帅拒绝合作时，他遭受了酷刑。

很久以来，蒋多次要求斯大林派遣加伦做他的顾问，但未得到任何回答。1939年，他责令一位特使赴莫斯科重申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并不知道加伦这个名字，一位助手悄悄告诉他这就是布柳赫尔。这一要求自然无法得到满足，这位苏联的独裁者说这个正在被讨论的人已经因为向一个日本女间谍泄露秘密而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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