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事件　　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会议期间，即1936年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 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 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生于1889年)，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事前驻防与满蒙边境)、，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 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字泽吾，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 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长春)，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 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 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 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年仅21岁、26岁)，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 、停职。　　凌升等人在被害前，其家人应召去新京监狱会见。此时，他们已知道将要被杀害，但仍很坚强。临别时，凌升跪在地上，叩拜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　　凌升被害后，其任特任官的老父贵福被撤职，在哈尔滨学习俄语的儿子被迫中途退学转入东京兽医高等学校。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溥仪不再同凌升家结亲。凌升家的财产亦在驻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被清点，并派专人负责监管。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呼伦贝尔现代史反抗外族欺侮和帝国主义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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