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自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此次日军进攻，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未放就丢了东北三省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作为封疆大吏与最为直接的军事最高指挥者自然难逃干系。

　　此时，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正是号称“少帅”的小六子张学良。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可杀的历史性时刻，上海《时事新报》11月20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即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之恶名。由此，张学良与民国影星胡蝶的风流韵事一时被传的沸沸扬扬。张学良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风流将军，他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他曾经拥有过十一位情人。发妻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已是老生常谈，而最让人众说纷纭的还是他和民国著名影星胡蝶的风流故事。“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张学良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日寇铁蹄踏入中国东三省的危急时刻，张学良难道真与胡蝶二人却躲在了北京的一家舞厅里翩翩起舞吗？

　　据许多材料说“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北平陪同一位爵士看戏。戏看到一半，张学良就匆匆离去，再也没有返回。当时爵士觉得张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义”之真相，一生号称敢作敢为的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谈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复说明，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张学良说的有道理，作为封疆大吏，这一晚上他有权下达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敌人的占领意图误认为是一般的寻衅滋事，由于判断失误，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战争悲剧发生。

　　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个不可随意更改涂抹的铁证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而后，胡蝶颇动感情，颇为慷慨和具有浩然之气地表示道：“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1986年，胡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胡蝶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马诗引起的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明，九一八事变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他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事实上，张学良与胡蝶确实终生都未谋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公务到沪，有人欲从中促成其与胡蝶谋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意。张即正色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1964年6月，胡蝶应邀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颇为轻松地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张、胡这对民国时期最为耀眼的酷男靓女，失去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机缘。

　　虽然张学良与胡蝶之间的情人关系据考证实属子虚乌有。但为什么这种传闻老百姓们却乐意相信?其中，除了有对于张少帅不抵抗日军入侵表达愤慨之外，更深层的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红颜祸水”的思想。“温柔乡是英雄冢”，张少帅最终还是英雄，只不过是被“红颜”迷了心窍的英雄。而诗里的“阿娇”才是真正的“商女不知亡国恨”。“红颜祸水”论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一颗毒草，包含着对女性的一种偏见和污蔑，是一种在男性话语社会中，女性没有地位的表现。在当代文明社会，我们能否可以冷静的分析历史，寻找客观的原因“将凯撒的归凯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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