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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之前，毛泽东说，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胡耀邦就被突然解放。

凤凰卫视11月1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77年3月初，胡耀邦刚刚恢复工作就去看望邓小平，这一次会面足足谈了将近一小时，连邓小平的参谋都感到有点奇怪，又过了二十分钟，邓小平送胡耀邦从屋里出来，并且一直把他送到门口，两人再次道别，胡耀邦才上车离开，事后胡耀邦说，他和邓小平谈的主要是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应该如何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人们在评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因为他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的突破口的时候，首先是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然后才着手打破“组织枷锁”，事实上平反冤假错案早在胡耀邦还在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就已经悄然拉开了大幕。

解说：1977年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采取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揭批“四人帮”，揭发中央党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整个整风会议中，涉及到一个敏感的人物，那就是康生，1975年12月，康生因病而死，悼词中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此时在中央党校组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康生仍然是正面人物。

沈宝祥（原《理论动态》组成员）：当时他们有个口径，我们在文革中有点问题，主要是没有听康老打的招呼，我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做的不对，不对是没有好好听康老的招呼。

陈文斌：还把这个有这种要求要揭发康生，要揭发这个领导班子的问题说成是右倾回潮，反康老。

解说：早在50年代，当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事务后，在将近二十多年当中，中央党校积压了大批冤假错案，“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这些事实面前，参加整风会议的党校成员都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提出要休整一段时间，让与会人员都思考一下当前整风面对的问题。

陈文斌（原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组简报负责人）：耀邦同志说话容易激动，但是处理事情非常谨慎，他曾经说，这个他对康生没好印象，但是别的话没有说，群众的呼声很高了，要贴康生的大字报，他还是采取很谨慎的态度。

解说：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后期，当时掌管中央社会部的康生提出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我军的特务，于是开展了以“逼供讯”为主要手段的“抢救运动”。而胡耀邦因为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受到过康生的批判。

高勇（胡耀邦机要秘书）：他是不赞成那种打特务那种办法，而且他试验过，有几个人一吓唬他，他就承认了，因此他在这方面他就比较软，他不是那么强硬，他说当时扣个帽子，扣什么帽子都扣不上了，最后说他不是姓胡嘛，“糊涂主义”，老批我糊涂主义，当时他说我是个小胖子，挺胖的，从那批了以后瘦下来，再也胖不起来了，批成了个小瘦子了。

解说：1977年，就在中央党校整风运动开展的两周后，当时是中央党校行政工作人员的王富长，站在了整风会议的发言台前，他把康生、曹轶欧夫妻俩在党校的各种表现归纳了十条，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发言。

王富长（中央党校职工）：讲完这个十条以后，我在心里头还在嘀咕，我说这个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将来是个什么恶果还不知道，耀邦同志说刚才王富长同志提出来一个事关重大的事，王富长同志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可以不可以呢？他说我看是可以的，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中央领导现在的，过去的，有意见都是可以提的。

解说：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的楼道里贴出了第一篇揭露康生的小字报，中央党校揭露了康生的问题，一时成为了爆炸性的消息。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点名诬陷过的干部名册。

陈文斌：但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这个议程，没有平反冤假错案的议程，没有揭发康生的议程，因此这个材料并没有作为会议材料印发，我是后来听耀邦同志给我讲，这个材料带到会上以后，他放在办公室，参加会的会议代表到他屋子串门一翻，怎么原来我受迫害是因为受了康生点名，气愤不已。

解说：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原先在中央党校受到康生迫害的老干部的材料在此之后，专案组交给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来处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由此启动，但是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着。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正好一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中央党校三位教师撰写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篇在胡耀邦要求下撰写的文章，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过去郭玉峰在那里当部长，是门难进，脸难看，人难说话，胡耀邦去了中组部呢就完全改变郭玉峰的那一套，就叫中组部成为党员之家。

解说：此刻的北京中央各机关仍有六千多名干部没有落实政策，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被拒之门外，胡耀邦到中组部上班召开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就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

胡如鸷（胡耀邦长孙女）：自从爷爷1977年复出以后，家里大门他要求不能上锁，如果有人来找，都要接待，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好早上，我出去上学，奶奶出去上班，一出去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长者出去扑通一下就跪到了我奶奶面前，然后抱着我奶奶的腿不放，我吓了一跳，然后我奶奶非常的从容，奶奶说老同志，您起来讲话。

解说：胡耀邦的车开在路上，常遇到有人拦车申诉，不管拦车的人是谁，胡耀邦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自己走下车与上访的人面对面认真交谈。

梁金泉（胡耀邦秘书）：有一个人我们还没到家，刚要下车到家门口，一个人就闯上来，直接就把一个信给了耀邦同志，我说你怎么知道耀邦同志家里的，他说好，我花了一个礼拜才知道耀邦同志住在这儿，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们从组织部出来，第一个拐弯，我第一天在那儿看你们在那拐弯，第二个拐弯我就跟着，我看看，用了一个礼拜我跟到你这儿来，他说你放心，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放心，我不会久留北京的，我把信递了我就回去等，等他消息，我相信耀邦同志会为我们作主的，你看。

解说：而对于胡耀邦本人，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磨难，就在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他批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不是糊糊涂涂地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地犯错误，在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个著名的日子之前，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被批斗冲垮，胡耀邦也被关在团中央，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德华（胡耀邦之子）：1966年“十·一”的时候，那个家里也没人，大概就我，说团中央来电话，说你接他回家吧，然后他刚出来的时候哎呀，我看那个我就特难受，突然我就眼泪就哗就下来，然后他说，你哭什么？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特难受，哎呀不要哭，那么没出息，你不要哭，说咱回家吧。

解说：在此之后，胡耀邦被关押牛棚长达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之前，毛泽东说，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么问题呀，胡耀邦就被突然解放，在此之后，胡耀邦一直关注着干部问题。

谢飘（谢觉哉之子）：所以我发现他当时呢就拿那个一些白纸，订了一个小本，凡是来看他的人他都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当时我就想这事他都记下来干嘛呀？当时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什么呢，要反映自己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他那时候还没有说是让他干什么呢。

解说：而这里就有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建国后，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因为康生说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从此王稼祥被反复批斗，造反派离开的时候惊吓中的王稼祥奋力呼喊，我没有罪。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王稼祥的夫人1972年恐怕就来看过我父亲，在1973年我父亲还去了王稼祥家里，帮助他修改他的检讨，因为他要给主席给中央来写个检讨，虽然把他送到北京来养病，但是他的问题还没解决，我记得这很清楚，那天我陪着我父亲一起去的，一进的是王稼祥同志的家门，就看到他的夫人在弹钢琴，我父亲说，哎呦，说那个，因为我父亲也知道她会跳舞，会弹琴，他说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朱仲丽同志说我弹得是愉快的心情，那一天确实我父亲和王稼祥心情都很愉快，就谈他的那个对文革的认识，对检查应该怎么写，朱仲丽同志这做记录，那次真是一个好兆头。

解说：早在延安1939年到1944年期间，胡耀邦就在王稼祥领导下的总政治部担任组织部长，而就在胡耀邦这次帮助王稼祥写了检讨之后，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进入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而此时的胡耀邦还没有安排工作，但他眉宇之间的皮肤细胞却发生的病变，协和医院诊断可能是癌。

胡德平：好像听说胡耀邦又得了癌症，恐怕就不久于人世了，结果王稼祥作为他一个老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红军时期的，一个最高阶层的这么一个领导者，他打破了从来不出门的习惯，约了廖承志和他爱人一起到协和医院来看我爸爸，回去没几天，批林批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正式拉开序幕，当天晚上王稼祥同志去世，结果我那父亲就特别的心疼，和很感谢他。

解说：文革后期，一批像王稼祥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问题陆续得到解决，但对于胡耀邦来说，很多钦定的铁案的平反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77年的最后一天，中组部办公室转来邓小平、汪东兴两位副主席批阅过的申诉信，写信的人叫王先梅，她的丈夫是文革中“六十一人反革命集团”之一的王其梅。此时王其梅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离世，王先梅在信中恳请中央，不要让子女受到丈夫的牵连而不能工作，胡耀邦看完后，决定要把这封申诉信作为突破口，撬动建国后“六十一人集团案”。

戴煌：他说过去是战争年代，交通不方便，找人有时候也找不到，所以搞了一些冤假错案，那也就算了，现在是和平时期，要找谁就能找谁，有什么事情不能够搞清楚啊，都能搞清楚。

解说：所谓“六十一人案”是1931年因河北省委遭破坏61人被捕，后因抗战需要，经党组织批准，“假自首”出狱，“文革”中，这61人却被打成叛徒，针对这起案件，胡耀邦先后指示召开了三批小型的“疑难案例座谈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到会并讲话，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王先梅落实政策的消息和一篇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大案的平反指日可待，可是到了6月，汪东兴、纪登奎和吴德突然要找胡耀邦谈话。

梁金泉：从谈话的那个地方出来以求，耀邦同志神态很严肃，车上也没说什么话，回到家里以后他叫住我，我也没敢问他，他叫着我，他说找我们谈话是打招呼，我说是落实干部政策问题那事，他说是就这事，他说你先不要给组织部门的同志讲这个情况，以免影响他们办这个事情的决心，我们还是要落实干部政策，还是要继续干下去，不能停下来，他说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

解说：1978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信访会议上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让中组部负责该案的工作人员对能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2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突然找到了曾彦修。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他告诉我，他说今天下午我碰见耀邦，我就告诉他，他说我们手里就有一份材料，啊呀他说这个材料我压了一个时候，压了很久，压了一年多，而且这个材料是康生亲口对我们讲的，我们记得清清楚楚。

解说：1947年，作为中央土改工作团团员的曾彦修和于光远曾跟随康生来到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一天饭后，康生与曾彦修、于光远等人谈到六十一人出狱的事，对这一批人在狱中的表现给予了肯定，特别提出是中央决定让这六十一人办理了出狱的手续，个人不应该对这件事承担什么责任。20年之后的文革中，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特地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他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一场“抓叛徒”运动由此在全国范围之内，浩浩荡荡地开始进行。1978年的夏天，在于光远的办公室里曾彦修又循着当年的记忆，用了20多分钟时间，把康生在土改时对他们的弹劾经过重新写了出来。

曾彦修：耀邦同志他为了急于为这六十一个同志平反，他真是看起来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秒钟都等不得，而且他极其偶然的就是要找一件非常有力的材料，但是那六十一个人本身讲的不行，只有我们两个人写的这个材料是从康生口里听来的，而且我们说无论多少万年，他问我们讲出的都一样的，随便单独问你，单独问我，我们讲的事绝对不会矛盾的，因此这个材料胡耀邦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

解说：就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有一次在谈到工作的困难和进展的时候，胡耀邦感慨地说，将来我们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梁金泉：我总觉得他就披着一个藏蓝色的大衣，就过来就问我，小梁啊，咱们原来说的那个《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搞得怎么样啊？我总觉得他在问我，我就说，我说你看，现在用各种方式都在纪念那个时候那个咱们走过的那段路，我说你放心吧，现在大家都在拼命地搞四化。

陈晓楠：就在六十一人案得以平反之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儿女的陪同之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的，听了胡耀邦的话之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大哭一场，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内部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就在党的高级干部大量解放之后，一个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也摆在了胡耀邦面前，感谢各位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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