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文不愿再等，决定亲自去麦加里看个究竟。当他看到张权家的阳台上挂着一件红衣服，他家的周围又都是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时，他的心里顿时有了一阵撕裂的感觉。

将军草黄色的呢军服上结结实实地绑着粗棕绳，一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军人的臂膀被用力反剪着捆在身后。背上插着的草标上写着三个大字：“银圆犯”!

身边是打断了腿被刑警拖行的李锡佑将军，他那张清秀漂亮的脸孔雪花石一样的白，使得额前浓厚的头发更加黝黑。(注：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836页)

一声枪响。

带着啸音的子弹钻入将军的后脑，撕开了一个带血的弹洞。

弹洞里迸出一股黏稠的血浆。

将军全身一颤，猛地仰起脸来。将军仰望苍穹，怒目圆睁。将军至死没有合上他的双眼。

将军从他穿上军服的那一天起，就没想过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什么叫军人?军人就是“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什么叫军人?军人就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但是，此时此刻，一个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一个肩上扛着两颗金梅花的威武将军，不仅不是战死在枪林弹雨之中，甚至还不是安稳死在温馨的家里，反而是被人五花大绑，作为“散布谣言，抬价收兑银圆企图搅乱金融，破坏治安”之“银圆犯”当众处死在闹市中心的最繁华地段、十里长街的最熙攘时分!这是何等的羞辱!

也许将军至死也不明白：一个如此完美的计划，怎么就会在最后千分之一秒，轰然颓毁在了最不应该颓毁的节点?!

他冒险进入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

1945年，抗战胜利，这是一个日月重光、普天同庆的时刻。人民以为和平就此来临，和平却未如期而至。毛泽东将“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一棵桃树”，毛泽东说：“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128页)人民自然不答应，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沙文汉随即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负责配合我军的武装斗争，在华中各主要城市建立我党的秘密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沙文汉，1908年生，浙江鄞县人。

沙文汉1925年入党，历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军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

沙尚之是沙文汉与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女儿。2006年春，沙尚之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沙尚之说：“抗战胜利不久，在新四军原驻地，即以两淮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我父亲任分局城工部部长。1946年10月，我父亲从苏北乘木船到上海，仍以城工部的名义，领导所属各城市的地下党组织。1947年1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华中分局城工部，我父亲领导的组织全部合并到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年5月，上海分局改为上海局，我父亲任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后又兼管统战工作，同时分工领导南京和杭州的地下市委。他当时的化名是张登。”

根据沙文汉的指示，王亚文与当时已在上海的张权取得联系。张权从他那里接受了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任务。

王亚文，1910年生，湖南醴陵人。

1924年王亚文入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

1939年，王亚文奉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从此就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党、政、军上层要员的工作。

现已90高龄的张端元是王亚文的夫人。1917年出生的张端元1938年入党，离休前为高级工程师、上海涂料工业公司经理。

2006年春，张端元在毗邻虹口体育场的家里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张端元说：“1939年夏，王亚文从西南联大出来，到重庆‘八办’报到，也就是到人们常说的‘红岩村’曾家岩50号报到。王亚文1925年就入党了，又是黄埔四期的，黄埔四期的兵都是张治中带的。当时张治中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所以，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王亚文与张权联系，让他去张权那里当上校秘书。张权知道王亚文是周恩来推荐的，非常高兴。”

张权，1899年生，河北武强张家庄人。

张权早年就读于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奋起抗战，1938年，建议成立反装甲独立兵种，并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授中将衔。

1940年四五月间，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从广西兴安移师四川壁山，并在重庆设有办事处。

张端元告诉《民国遗案》的编导：“王亚文去张权那里工作后，我们经常去他家做客。张权也通过各种途径，悄悄进入曾家岩50号，直接去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听取他们的开导和教诲。”

1945年9月，张权应召入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学习，与李锡佑、徐石铮等同期同学祭告天地，义结金兰。

为了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张权曾数次冒死进谏，直接向蒋介石谏言，劝他放下屠刀，悬崖勒马。

张权知道他的话不会有用。蒋介石一意孤行，与人民为敌，不会听他的。但是他还是要讲，他不希望更多的人流血，他就怕看到他那满目疮痍的祖国，重又白骨似雪，积尸成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编的《云间集》中收有王亚文生前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张权烈士传略》。

王亚文在《张权烈士传略》中写道：“张权曾多次进谏，劝蒋停止内战。他对我说：我知道直接劝说蒋介石不打内战，他是不爱听的，只是徒然使他反感。他喜欢的是他能做‘中国第一人’这些话。我每次向他进言，大致都是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只要励精图治，你统一中国、做中国第一人的条件成熟了。他便显出副和蔼的面容，连连点头称是。我接着说，在很多沦陷区中，国民党的军队都没有站住脚跟，日本人撤退之后，那里根本没有国军，只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已经到处扎下了根。我看这种事情不完全是坏事。昔日楚霸王项羽妒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所以委员长应该宽容而爱人，与共产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振兴民族和国家。张权说，当他谈以上这些话时，蒋介石一言不发，便只好败兴而归。他又说：蒋介石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打内战一定要打到底的，垮也是要垮到底的。”(注：王亚文：《张权烈士传略》，《云间集》，上海社会科学院编，66页)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王亚文来到上海，在沙文汉的领导下工作。

张端元在接受《民国遗案》摄制组的采访时说：“沙文汉要王亚文去找张权，要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地位，策动起义，同时搞一些情报，便于我们全面掌握国民党部队的动态和军事部署。”

张权一口答应了。

张权奉命前往济南、徐州、南京等地搜集情报。他还想方设法，冒险进入敌重兵把守的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

张端元在回答电视台编导的提问时高度评价了张权的大智大勇。张端元说：“他不止一次地深入敌人的防区。几乎敌人一连一营的所在据点，他都了如指掌。回来以后，他又用了3天3夜，就在我们家里，将他的沿途所记，将那些做了记号的小纸片，都铺在地上，让王亚文和我帮忙，一起绘制了一幅敌军的兵力、工事布防图，提供给了解放军。”

早就等着这一天

1948年底，张权一家入住上海虹口狄思威路麦加里38号，即今溧阳路965弄38号。

当时跟张权一起生活的是胡雪影。

于劲是军旅作家，主要从事长篇纪实文学创作。他在《上海：1949——大崩溃》中说胡雪影是“一个受到丈夫宠爱的娇妻”，又说她是“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与影星白杨同学，又在重庆美术专科学校专门学习过中国画。她最喜欢画梅，画山水。她的画和她的人一样美丽清纯。这种感觉常常使张权欣慰”。(注：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80页)

于劲还说胡雪影“和张权结婚18年，随他东奔西走，见过不少文文武武，唯独她的丈夫粗细有致，文武双全。做军人，他是好军人，好将领;做文人， 他精通外语，能译书也能写论著，而且还会作诗，会唱一嗓子好京戏，拉上一手好胡琴”。(注：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80页)

张端元却说胡雪影“本来是另外一个国民党师长的老婆，她是跟那个师长分手以后再跟张权的。胡雪影跟张权根本没有生过孩子。胡丽华不是张权的女儿，是胡雪影跟那个国民党师长的女儿。张权只有一个儿子，那是他跟他夫人生的。张权夫人跟胡雪影的关系很紧张，两个人的矛盾很深，在重庆时就吵得很厉害。 所以，一个在苏州，一个在上海”。

这时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等已去香港，留下刘长胜、沙文汉和张执一主持日常工作。上海局发出的重要文件和电报，大多由沙文汉执笔起草，其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就是1949年1月间的《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沙文汉在这份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不会太远了。这一胜利的发展就是京沪的解放。但今天敌人为着支援正在进行的长江下游的战争，为着更有利地策动各种政治阴谋与企图取得美国一定的援助，是不肯轻易放弃京沪的。相反，敌人会更加强控制京沪，企图将其残余力量集中京沪来作最后挣扎。”所以，我党地下组织的紧要任务之一就是“策反”，就是“集中瓦解与动摇京沪的一切的防守武装力量，包括地方武装、警察、保安和正规防军，使敌人在京沪防御削弱，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能够达到配合基本群众，实行起义，响应解放军或使敌人整个防御力量动摇，而向解放军投降。这样来保护京沪，尽可能使京沪不遭战争破坏”。(注：沙文汉：《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沙文汉诗文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160页)

为了加强对敌军的策反活动，中共上海局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张执一、沙文汉为正副书记(张执一不久去香港，由沙文汉负责)，主要干部有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张朝杰等，还有与沙文汉单线联系的王亚文。

王亚文特意安排沙文汉在“大自鸣钟”(今江宁路、长寿路一带)附近的一个秘密工作点里与张权见面。

张端元告诉电视台编导：“那时候毛主席下了命令，说上海是很重要的工业基地，是国际化大都市，一定要好好保护。所以我们就跟张权联系，让他跟沙文汉直接见面。就在‘大自鸣钟’那里，就是玉佛寺附近。沙文汉跟张权说：‘毛主席对上海的解放有指示，绝对不能破坏，打烂了。希望你能发挥更多作用，发动起义，里应外合。’张权二话没说，答应了。他说他早就想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他说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张权答应得很爽快，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待了大半生，关系很多，人头很熟。有的是他的同事、战友，有的是他的弟子、部下。既然这些人不是打了败仗退到上海，那么定是被蒋介石紧急调来打什么“大上海保卫战”，他当然就更加觉得机不可失。毕竟他乐善好施，为人仗义，他在他们中间很有号召力。

一个大计划

张权与王亚文拟定了一个大计划。他们计划出奇制胜，擒贼擒王，先由驻扎在西体育会路上的机械化炮兵团进占施高塔大楼，突袭淞沪警备司令部，彻底摧毁敌指挥系统。他们又计划策动51军、182师和青年军230师临阵倒戈，给长驱直入的解放军让出通道。他们还计划破坏机场，封锁吴淞口航道，使黄浦江里的敌军舰艇全都成为瓮中之鳖。当然，他们的重中之重，还是往北打，打通蕴藻浜、张华浜一线，配合解放军，围歼月浦、杨行、刘行的守敌。

张端元在接受《民国遗案》摄制组的采访时说：“起义是沙文汉决定的。他说上海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已经够了，不要再去做什么了，不要开辟更多的关系了，只要注意现在的关系是否可靠。但是，张权又发展了李锡佑。”

于劲在《上海：1949——大崩溃》中则说：“李锡佑是张权黄埔15期的同学，在结拜兄弟中李锡佑排行老三，他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喜欢打麻将、泡舞场，但对张权的起义却表示明确的参与与支持态度。”(注：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706页)

王颐是王亚文和张端元的最小的女儿。她在她母亲接受《民国遗案》摄制组的采访时一直陪伴在旁，时而也做一些补充。她在补充说明李锡佑的情况时特别强调：“我父亲生前经常说到李锡佑的事，我父亲说李锡佑来上海很晚，整个起义都部署好了，他才来到上海。他还说李锡佑本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贪污了大量军饷，国民党下令逮捕他，他就逃到上海，投奔张权。张权是他的把兄弟。张权自己住在麦加里38号，就帮他把房子租在34号，隔开两个门牌。”

李爱娜是李锡佑的女儿。1999年5月27日，李爱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她父亲的文章，题为《喋血黎明慰忠魂——怀念我的父亲李锡佑将军》。李爱娜说她父亲不是因为“贪污军饷”而是因为“准备起义”，被敌人怀疑“有异动”，才从南京逃到上海。

李爱娜还说她父亲“到了上海后，在麦加里34号租下一栋房子，不久，意外地遇到就住在隔门的陆军大学时的老友张权”。“经过密谈后”，他俩“决定共同策动起义，迎接上海解放”。他俩还“做了分工”，李锡佑“负责制订军事行动计划”，“张权则利用联勤总部视察员的身份之便，广泛联络国民党起义部队”。

李爱娜在《喋血黎明慰忠魂——怀念我的父亲李锡佑将军》中甚至还具体写道：“为最后确定起义的具体时间，父亲假扮商人，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苏州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谈判，商讨了有关起义的时间，起义军配合解放军作战的行动方案，以及起义成功后的人员安排等诸多具体事项。”

张端元和王颐都认为她写得不对。张端元要求电视台的编导一定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原则问题：“李锡佑不可能去苏州找解放军谈判。张权都没去，他怎么去?王亚文都没去，他怎么去?他又不是共产党。他连起义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能定起义的计划、起义的时间?怎么能去苏州找解放军谈判?你们可以看看王亚文的文章。起义的计划、起义的时间，都是沙文汉定的。那么大的事情，都是沙文汉代表上海局定的。”

王颐也在一旁插话道：“我父亲说张权根本就没有告诉李锡佑所有的计划。张权只是对他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两个一起投奔共产党吧。”

王颐在插话中还说：“沙文汉没有跟李锡佑见过面，并不认识他。我父亲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一个茶楼里。因为基本上都弄好了，要发动起义了，张权突然说起了李锡佑。我父亲一听不对，就说领导上不是早已明确，说人已经够了，不要开辟更多的关系了，你怎么又去找新的人呢?张权说李锡佑不是他主动找的，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张权说李锡佑是他的结拜兄弟，人不坏，也想为上海解放做一点事。何况他在复旦大学那边也有关系，可以把那边的部队拉出来。我父亲就报告沙文汉了。沙文汉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两年了，大局已定，不要再节外生枝，多一个复旦大学少一个复旦大学，关系不大，不要管它。我父亲就把沙文汉的意思转告张权，让他把这条线斩断。但是张权立功心切，还是没有断了这条线。”

投机者的立场有了新选择

5月17日，蒋介石赶回上海，在“江静号”上听取张权兵变未遂的报告。当他听说张权坚不吐实、宁死不屈时，立刻下令杀无赦。他说：“对张权的审问已经没有意义了，予以处决，立即执行。”他还说：“一定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处决，对外不得公布实情，以免影响士气。行刑后用大号标题登在报纸醒目处，以震慑同党。”

将军就义后的第六天，上海完全解放。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追认张权将军为烈士，隆重表彰，沉痛哀悼。上海市市长陈毅还亲自下令捉拿出卖烈士、破坏上海起义的叛贼。但是那一个因为叛变而领得四五十两赏金，并被汤恩伯亲自提升为一三二师上校代理参谋长，并享受少将待遇的张贤，在解放军进城前就已失踪了。

上海少了一个张贤，杭州多了一个张斯屏。

上海少了一个国民党上校，杭州多了一个制钉店老板。

张斯屏的制钉店开在杭州市内中山南路167号，直至1952年5月，凤山门派出所的户籍警找张斯屏谈话。

凤山门派出所的户籍警找张斯屏谈话，完全是例行公事，丝毫没有特别含义，一点也没涉及敏感话题。他们甚至都没问到他开办制钉店的本金是否来自他贩运柴炭和倒卖卷烟的积余，但他还是如同惊弓之鸟，连夜出逃，并且很快变成万松岭上的一具男尸，一具自缢吊在树上、高度腐败、腐败得面目全非的男尸。

张斯屏的妻子伏尸号啕，坚持说那高度腐败、腐败得面目全非的男尸就是她那失踪多日的丈夫。张斯屏的名字从凤山门派出所的户籍登记上注销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杭州少了一个制钉店老板，上海又多了一个几近乞讨度日的小贩。

小贩出没在上海劳动花园后面的棚户区里。他衣衫褴褛，一身酸臭，成天挎个竹篮，不是卖烟丝，就是卖馒头，卖油条，卖煎饼。大热天，他还席地设摊，卖过西瓜。刚入冬时，他还在江浦路与长阳路的拐角上用一个砌上炉膛烧上零杂煤块的大柏油桶卖过烘山芋。

他的存在就跟不存在一样，以致没人留意到他白天在沪东做小买卖，晚上投宿在十多公里开外的南市车站南路。

他再次落入公安人员的视线是因为有偷渡的嫌疑。

公安人员逮住他时，他正在云南路上的一家菜馆里请人吃饭。正在请人吃饭并合伙商量偷渡香港的他，自然不再像是灰头土脸的小贩，而是更像腰缠万贯的阔佬。

化名张斯屏的张贤再次钻了我们的空子。他把自己打扮成为无业游民，他说他当过小学教员，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上海解放前夕自动脱离反动军队。他再三说自己“已经彻底交代反动历史”，极其“痛恨过去，并希望通过改造重新做人”。政府送他去第一劳动教养所收容，他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政府判了他十年徒刑，他欣然前往福建接受劳改，并在劳改工地上，表现非常突出，工作异常积极。

他的真实面目直至1957年方大白于天下。同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贤死刑。上海举行了公判大会，死有余辜的张贤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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