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但蒋介石却是最早一批入市者之一。

　　大概在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为“革命”入市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致使孙中山的呈文没有被批准。这件事情就此搁置下来，孙中山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经济上也非常拮据的蒋介石，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他与日本某政党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诧。因为张謇也要搞交易所，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此时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

　　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开张即套牢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人，也是经纪人，牌号是“茂新号”。茂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茂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共有17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的。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成立，共计股东572户，10万股。蒋介石和陈果夫等以友爱公司的名义购买了400股。

　　他在6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五千圆，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四百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

　　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在当时，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当天的《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北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关于此事，陈果夫回忆说：“蒋(介石)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推我做总经理，守梅兄做协理。”

　　蒋介石的日记里记录了这几天奔波忙碌的身影和忐忑不安的心情：

　　7月5日：“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经营踌躇也，晚间不能安眠。”

　　7月6日：“晚在寓商量茂新公司组织法。”

　　7月7日：“到茂新及冶诚处。”

　　孰料茂新号开业不利，蒋介石首战告亏。6月25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预演，每股收盘价29.9元。7月4日，收盘价达到42元。就是在这个价位，朱守梅替蒋介石买进了。

　　闻听此讯，蒋捶胸顿足：“益钦来舍，知上交所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惊骇。即往茂新处访友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不胜忧虑。初做生意者不可靠也。果夫来会，其形容甚悲伤，甚至含泪而诉，乃至其不能做生意也。”

　　几天之后，股票价格突然下跌，蒋介石更加恐慌，“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象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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