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安：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父亲那时候跟党的关系并不多，一直到台湾，他做了(国民党)副总裁，党里事他都不太管的。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他不过问的。
不过国民党的七中全会，还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多党政的高阶层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中央委员，25个人改成16个人，把跟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曹景行：常委?
陈履安：常委，中央常委。我父亲也不做声，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有一件事我父亲就蛮生气的了。这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嘛，我父亲内心觉得，他一直没有什么事跟经国先生是敌对的。
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迫不急待地要推。
很多这种事情出来，所以我父亲也懂，他要退，他不做了。可是辞职，(蒋介石)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党部都不去了。
他有段时候非常不愉快。我们的老家人冉光营冉副官还记得，他讲，“副总统”时常跟我笑笑地讲，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去耕田去，找一块田，耕田。我父亲很向往农村生活，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可能。
“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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