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时代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那种独当一面的高级官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崇祯朝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远远多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如熊廷弼、王化贞、杨镐，他们要么死于当权者制造的冤狱，要么死于崇祯的一纸诏书，要么死于事败后的畏罪自杀。但是，与一代名将袁崇焕之死—凌迟而死相比，他们的死已经算得上非常体面、非常人性化了。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北京城一派肃杀，凌迟袁崇焕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多次遭受后金军队骚扰的北京吏民无不欢呼雀跃，在他们看来，袁崇焕这个引狼入室的汉奸终于要遭到应有的惩罚了——袁崇焕是以勾结后金、阴谋叛逆的罪名被捕的。

　　《明季北略》中记载了袁崇焕受凌迟的细节：袁崇焕被凌迟到“皮肉已尽”时，还没有断气，“心肺之间叫声不绝”，“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另一说广西藤县，可能因为生得黑瘦矮小，崇祯曾亲切地称他“袁蛮子”。像明朝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袁崇焕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同年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表七大恨宣布与明朝誓不两立，它像一座城市的地标，乃晚明的标志性事件：对袁崇焕来讲，意味着这位固执自负的南方人，即便身处远离辽东数千公里外的福建做地方官，却依然在处理钱粮与诉讼之余对辽东边事无限关注。《明史》称袁崇焕“为人慷慨富胆略，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后由于御史侯恂的举荐，知县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

　　史书中记载了两件关于袁崇焕的轶事：其一，天启二年，刚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恰好遇到广宁战役中明军大败，朝廷商议派人守卫山海关。袁崇焕得知此事后，单骑前往山海关明察暗访，由于没给兵部首长请假，部里竟然不知道这位主事去了哪里，家里人当然也不知道。过了段时间，袁主事回来向首长表示：给我军马钱粮，我足以守卫此关。其二，努尔哈赤去世时，身为宁远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不经朝廷授权，就自作主张派人前往吊唁，虽然究其实质，乃是想借吊唁之机刺探敌情，但后金毕竟是大明多年来的强硬敌对者，没有朝廷命令而擅自与之互通往来，乃大忌。

　　由这两个细节可以看出，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实干家，一个行动主义者。富于理想和激情，却往往为了理想而置游戏规则于不顾;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官员，他喜欢独行专断，机杼自出，凭借他的才华和一腔报国激情，他也的确干出了一番成效。但他不明白一个事实：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而恰好他的主子崇祯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两个刚愎自用的人成为上下级，当外在形势紧张之时，他们或许可能有合作蜜月，但互相猜忌一定会随着时日的流逝而潜滋暗长，而这种潜滋暗长的猜忌注定有一天会酿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悲剧。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袁崇焕从家乡来到了熟悉的北京城，崇祯立即在平台召见。然而，此次平台召问，再次暴露了袁崇焕的性格弱点，他不假思索的豪言壮语，成为日后遭受极刑的诱因之一。崇祯礼貌地和袁崇焕略事寒暄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袁崇焕：“建部(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回答：“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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