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从南京退到广州,准备回四川老家,但因天下雨未能成行。一天清早,人们发现他死在住宅里,是他杀,是自杀?还是……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14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反共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是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元老人物。
01 念念不忘“党国事业” 陈布雷自杀兔死狐悲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注意时局的变化,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产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
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于是,亲自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笕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已在共产党的股掌之中,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
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最信赖的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么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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