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十三日戌刻(晚十点左右)，康熙皇帝驾崩。经过隆科多、年羹尧等文臣武将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与鼎力相助，皇四子正式登基坐殿，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北京以东125公里处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六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新即大位的雍正皇帝，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东陵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陪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并把与其敌对的皇子们先后诛杀、充军、发配戍陵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篡夺大位的传言，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后经史家考证，此说不太可信，因为当时遗诏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而雍正别出心裁地跑到北京以西的易县独自建造陵墓，又为他的篡逆制造了口实并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归葬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的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蒙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125公里的易县境内的清西陵。清朝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分为两大陵区，东、西二陵区相距2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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