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原型是谁?金庸曾明确表示，“这个人物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网)已有网友指出，这个“海外华人”就是香港华人爵士韦宝珊。既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团体，多方投机而没有失手，这是两个韦爵爷的共同点。当金庸构思这部巨著时，受韦宝珊的经历和名字启发，给主角起了这么个名字，可谓顺理成章。当然，以韦小宝经历的复杂离奇，这个人物形象是糅合多个历史人物再加想象发挥而成。

　　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也称乙未广州起义)失败，至今已120年。起义的领导层孙逸仙、杨衢云、谢缵泰、陈少白、陆皓东等，都是西式教育的产物;在背后出钱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起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另立一个朝代。乙未广州起义，与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造反绝不相同，可谓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乙未广州起义一枪未发即告失败，与韦宝珊告密有莫大的关系。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商是韦宝珊的小舅子，兴中会多次在韦宝珊家里开会，他拥有告密的绝佳条件。港澳学者霍启昌、莫世祥、吴志华挖掘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香港政府档案，将帮助世人揭开韦爵爷的真面目。

韦宝珊

　　告密嫌疑

　　兴中会机关被破获、枪械被没收、重要干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认为是会员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到日本横滨，少年冯自由追随之，为兴中会重要干部，对早期史事知之甚详，并作了多年专门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说，在起义发动前一两日，负责起草檄文的党员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牵连，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以期将功赎罪。李家焯亲赴督署禀报。两广总督谭锺麟闻报有人造反，忙问是谁?答曰“孙逸仙”。总督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决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谭锺麟接到朱湘的情报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对李家焯的汇报不予置信，耻笑孙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会中人，怕引起对外交涉。促使谭锺麟采取行动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内情的密报。这份密报来自香港商人韦宝珊。

　　冯自由接着写到韦宝珊告密：“至初十日晚，派丘四、朱贵全率领散处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集中九龙之会党先锋队二百馀人，乘保安轮船晋省。然在此犹豫期间，已为驻港密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同时党军所私运短枪六百馀杆亦为海关发觉。”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认为：“窃以为要么是同名同姓，要么是冯自由搞错了，因为香港名流韦玉被英女王册封的名字正是韦宝珊爵士。”(《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第582页)黄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韦爵爷，会充当清廷的“密探”，虽然他被册封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让我们来看看冯自由是否搞错了。

　　清廷坐探

　　冯自由使用“密探”二字有不准确的地方，听起来似乎是个小人物，改叫“坐探”就比较合适。“坐探”本人可以是大人物，有其本职工作，通报消息只是本职工作以外一种效劳。晚清这种“坐探”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为封疆大吏在京城负责打探消息、代为办理机密事务的，叫做“坐京”。据李宗侗、茅海建的研究，张之洞的“坐京”包括了杨锐、黄绍箕等人，都是一时名士。

　　韦宝珊首先是个富商，其次则是受港英政府重视的绅士，又是清廷的候补道(厅级后备干部)。为了在内地做生意方便，勾结官府在所难免。有证据表明，他与两广总督谭钟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

　　韦玉(1849-1921)，名廷俊，小名玉，字宝珊(以下统称“韦宝珊”)，广东香山人。父韦光，13岁时被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收留教养，资助往新加坡读书，毕业后到港谋生，任有利银行买办。韦宝珊继承了有利银行买办职位。韦宝珊有一个堂兄弟韦崧，字朗山，是他生意上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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