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儿：此间日日警报，家中车辆破滥堆积，收入减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难支持。兹与汝汇寄来第16699号叁拾元邮兑票一张。务要节俭支用，切戒浮费。将来汝投身社会，自知衣食之难也。此谕。"

这封随汇款单一同寄出的简短家书到达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时间是1940年5月30日，却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家书。远在家乡四川资中的父亲林仲歧彼时或许还不知道，年仅22岁、正在社会教育系读四年级的儿子林祖烈已经在前一天的"5.29"轰炸中遇难。这个记录在国民政府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的故事让西南大学教授潘洵颇为动容。而这仅仅只是他和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整理并确定的2660名遇难者同胞名单中的一个。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又是历史学专业毕业，但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潘洵告诉本刊记者，“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我们学院的唐守荣老师负责其中一本《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潘洵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那段历史。

历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那个时候收集资料是很艰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车在土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赶到重庆市档案馆。“当时查阅资料的费用非常惊人，取一张老报纸、一份老杂志要收取使用费，如果要复印就更贵了，印一页A4纸大小的资料，复印费和各种保护费加起来总共要8块钱。”而当时潘洵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那怎么办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费用，更让人头疼的是档案的管理限制。“当时重庆市档案馆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说，直到2007年后得益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问题研究”、“重庆抗战损失调查”和“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等若干个重要研究项目，才有机会查阅这些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材料。

“全国抗战救灾赈灾委员会专门设计了一个伤亡登记表格，形成了统一的呈报程序。”潘洵拿着一张调查表复印件向本刊解释，“比如这张《重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观音岩分驻所辖内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伤难胞家属调查表》，就详细罗列了死伤难胞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伤或死、住址、遗属和邻里关系。”这样一份原始档案资料，是最强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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