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革命以来，苏联已经提供军事训练和教育学习的机会给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革命党人。后来，苏联把几个训练学校合并，组成东方劳动者大学。1925年，苏共决定单独成立中山大学，专收中国留学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偕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参与下，甄选中山大学学生，国共两党各自推荐若干学生作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

　　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他要求吴稚晖推荐。吴稚晖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晖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再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经国又找吴稚晖，表示依然决心要去莫斯科。吴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吴稚晖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有力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但是，1925年夏天政治界、知识界的气氛，与数个月之后的状况大为不同。吴稚晖并未劝阻蒋介石的儿子留学莫斯科，也没有提醒他共产主义的可怕。

　　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也发生剧变。8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枪手冲进会场，狙杀左翼领袖廖仲恺。保守派涉嫌买凶。蒋介石领导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这桩政治暗杀事件。右翼领袖胡汉民虽然未被控涉入本案，却被迫辞职。廖死、胡走，蒋介石不仅成为革命军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也是党内除汪精卫之外的政治强人。国民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似乎为了表态左倾，指派周恩来递补廖仲恺的政治部主任职位。广州许多支持国民党的大地主、产业家、富商、保守派知识分子大为震撼;许多人收拾行囊，避往上海和北京。

　　中国的政局因而益加混乱复杂，角色剧码倍增。现在有了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派;强烈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奉莫斯科之命行事的中国共产党;还有部分苏共及中共党员，则认为与国民党结盟之后将有大祸;投身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换言之，与蒋介石合作)的苏联顾问;冯玉祥之类的军阀，接受俄援、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也有与日本合作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还有盘踞宁波、奉化之类的各省、各地军阀，他们通常有如墙头草，谁势力大，就表面上奉谁为正朔;更有一些激进派军人，得到日本护翼，在东北割据一方。苏联在这场乱局中，许多利益亦不时互有冲突，譬如说，它既希望中国统一可以共同抗拒帝国主义者;又希望中国能出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希望避免刺激日本：更希望能在东北扩张苏联经济利益。相形之下，西方列强对苏联、日本、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当家的中国国民党，也全都心存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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