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

　　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第一次交锋: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第二次较量: 1895年3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地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

　　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但私下里,两人又是另一种关系。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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