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拍摄了一部抓特务的电影《秘密图纸》，许多人不仅从这部风靡一时的影片中知道了深圳，而且还知道，那里是企图破坏新中国政权的特务们出没的地方。

然而，让深圳更出名的却是从60年代开始，这里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拍下的一张逃港照片，照片上逃港的人群蜂拥着奔向梧桐山，越过边防线。尽管边防部队和民兵费尽心机，深圳河边的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刘波 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没有办法，那个老百姓冲破那个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这里的县政府，以前是县，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在当时，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两句话让广东的干部不解其意：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能管得了呢？

为了解开邓小平留下的哑谜，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这时，两个罗芳村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难道真的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吗？在看了调查组的报告后，广东的领导对邓小平的哑谜似乎已有所悟。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思考，并要求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王全国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小平同志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这是道出经济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拓路的点睛之语。在1980年创办的第一批经济特区，实际上成为最先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片热土。它是开放的窗口，也是改革的排头兵，更是许多全新观念的发源地和试验田。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梧桐山下的逃港风随之戛然而止，昔日不断发生逃港事件的罗芳村也翻开了奔向富裕的崭新历史；伴随着经济特区建设的迅速发展，这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又接连创造出“三天一层楼”的经济神话。

但是，令深圳人意料不到的是，当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时，却引来了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

周溪舞 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

外省有个同志来参观，他走了以后说，深圳这里除了五星红旗还是红的以外，其它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讲这个话，在别人眼里，改革开放简直就是复辟了，是旧社会了。

梁灵光 时任广东省省长

供销员不敢到外省去，一到外省就被认为你广东恐怕都是搞投机倒把搞走私的，他们在京广线上，是哪个站，是湖南吧，到了一个大站，铁路上有（工作人员）吹哨，说广东的站这边，其他的人站外边，都放走了，这边一个一个检查过去，看看是不是走私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去那里看一看”。

1984年元旦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一名同志向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口授了一项重要通知：“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这是经济特区的倡导者第一次来视察，广东和深圳的领导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到达深圳。稍做休息后，他马上听取了深圳领导的工作汇报。

刘波 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在里面汇报两个多钟头，墙上挂着地图跟他讲。他没有表态，没有说什么。他记，我们汇报他都记了，而且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就是不表态。

汇报完了，深圳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他又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深圳的同志，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发表意见，也不题词。

听了这些话，深圳领导的心，一下子悬得更高了。

梁灵光 时任广东省省长

我们一起去17层的深圳17层的那个国商大厦，去看深圳整个的建设情况，他情绪很好，很高兴，陪他到了电子厂，到了一些商场，他了解得很仔细，但是他不轻易表态。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深圳，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显然注意到了路旁耸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但是，他仍然只是看，没有对这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号说些什么。

然而，在蛇口工业区听完汇报后，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却开始发言了，他对工业区的领导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在蛇口这艘用豪华旅游船改装的旅游中心，年轻的服务员们见邓小平兴致那样好，悄悄请示工业区的领导，请小平同志为明华轮题词。

邓小平欣然允诺，挥笔写下“海上世界”四个大字。

在一旁陪同的深圳领导更感到困惑不解了：“不是不题词吗？怎么出了深圳市就写了？”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那里，他不仅开始讲话，而且还为珠海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好着急呀，中国最大的特区是深圳，平时北京都说深圳搞得如何（好），都知道（好），小平同志珠海写了，深圳没有呀，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表态呀。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他们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沉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的领导同志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刘波 原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

那个时候的市委常委，七个人，真是睡不着觉，究竟怎么了，到底我们对还是不对，这几年我们那个地方怎么，思潮起伏，心绪万千呀。

两天后，邓小平离开珠海来到了广州。就在这时，曾经陪同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使命，市委领导对他说，考虑到你是搞接待工作的，与小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决定你立刻奔赴广州，请邓小平为深圳题一个词。

张荣问：让小平同志题什么呢？他得到的答复是，题“深圳经济特区好”就行，就是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

此时距离1984年的春节只有几天的时间，奉命赶赴广州的张荣，带着这个艰巨的任务，心情难以言说。

张荣 时任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

我跟孙勇同志联系，孙勇同志是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见到他以后，我就讲明我来的意图，看他有什么办法，能请小平同志给深圳题个词。他说行呀，我们商量一下吧。看看请示请示，他们跟小平讲了。（小平说）这样吧，回北京以后再写吧，来的人叫他们先回去。

张荣知道，深圳人都在翘首以待地盼着这个题词，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回去后根本无法交差。

我等了三天，到了大年三十。具体日期我记不清，就知道年三十了，要过年了。孙勇同志就跑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说不行啊，昨天晚上在白天鹅宾馆吃饭的时候，老人家没有表态。这样没办法，你就回去吧。我说不行呀，我回去交不了差呀。我怎么回去呢？他说，那我就没办法，要么就你自己去。我说我自己去我得要能进去才行。他说，那好，我带你进去。

张荣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对方，他被带进了邓小平的住处。

很快，经济特区人知道了邓小平叮嘱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这是中国经济特区倡导者邓小平在深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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