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继《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第二位外国记者。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举止优雅，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大学期间，吴光伟认识了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张砚田，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于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大学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

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吴光伟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当时是北京盐务局局长，吴光伟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在学校里，她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热情。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在北平经世中学读书的吴光伟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奖励。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地区的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张研田和吴光伟也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加入到救亡大军中。张研田任杨虎城的参议，吴光伟则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吴光伟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满怀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吴光伟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延安。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完成了给厄尔·利夫当翻译的任务后，吴光伟又担任了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

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很令史沫特莱和朱德满意。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很欣赏吴光伟在舞台上对人物的塑造，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于是对请吴光伟作了专访。海伦·斯诺后来曾这样回忆吴光伟：“我第一次见到莉莉(即吴光伟)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

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再后来，就发生了延安早期著名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的新变化。自称是“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但是，在延安广受青年人欢迎的交际舞运动，却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强烈反对，她们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跳舞有伤风化，会使自己的丈夫变坏。

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破裂，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这样的结局，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吴光伟事件”发生后不久，江青来到了延安，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

“吴光伟事件”的发生，是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此后，她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实，毛泽东与吴光伟的交流，仅限于精神层面。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曾说起毛泽东和她俩交谈时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曾积极向党组织要求过，组织上也安排有关负责同志与她谈过话。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后来又到了台湾。她在延安时期的革命经历，也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几乎被人们所遗忘。

延安时代的交际舞:遭革命女将反对引冲突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别有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景象。

延安十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其前五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转引自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将们的反对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他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转引自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

由观念矛盾到肢体冲突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转引自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

遏制不住的热情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中共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姚铁《快乐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梅剑主编《延安秘事》)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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