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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叶群

　　驻蒙大使、我的岳父许文益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我的岳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匆忙动身。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

　　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文益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林彪坠机后谈判重重，林彪、叶群头颅被克格勃带回苏联？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

　　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

　　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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