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以来，作官就成了读书人的一种信念、一种归宿，很多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入朝理政，参与政权建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凭借知识优势，不断获取权力，晋升职务，有的甚至爬到了最高位。另有一些人却相反，虽然有抱负，有思想，也能勤奋工作，但始终得不到重用，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伤害。这样的例子很多，董仲舒也许更为典型。

　　据《资治通鉴》载，董仲舒于公元前179年生于广川(今河北枣强县)，青少年时期潜心学习《春秋》，担任博士时默默无闻，武帝时期露了一回脸，发表了“天人三策”等理论成果，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曾先后在两个诸侯国为相，受过一次降职处分，犯过一次死罪，被赦免后，回归老百姓，在家中著书立说，直至亡故。这个人有德有才，也积极要求上进，但在政治上作为有限。考察他的生命过程，不难发现，他有明显的弱点，这些弱点构成了诸多障碍，制约着他的升迁和进步。

　　他有一种严重的务虚倾向，不关心具体事务，会说不会做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一道障碍。董仲舒长期担任博士，职级不高，地位却重要，能参政议政，和皇帝说得上话。朝中每有重大问题，或是皇帝拿不准的事情，一般都交给下面讨论，博士就是参与讨论者之一。许多身为博士的官员，就是利用这种时机，通过发表政见，引起了领导注意，从而得到提升。仲舒先生入朝前已有名气，如果循着别人的路子，利用博士这个平台，充分展示才干，肯定会有很大的前程。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考察他的任职表现，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比较宏观，有务虚倾向，不怎么热心具体事务，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任博士多年，他无数次参与过讨论政务，却没有留下多少真知灼见，史书上也没有他的发言摘录。也许他说了话，谈了看法，大概都是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没有采用价值。

　　时间长了，他的影响和作用渐渐淡去，没有人再拿他当回事。本来，秦汉时期的儒生，就有光说不练的毛病，仲舒先生无疑强化了这个毛病。即使在他提出“天人三策”等重大理论后，武帝也仍然怀疑他的行政能力。他也许郁闷过，也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可他没法克服自己的弱点，改变不了专事务虚的喜好。那么，当了多年博士，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学习研究，另一个是教书授徒。因为过于专注，他曾“三年不不窥园”，经常“下帷讲诵”，整个儿心无旁骛，潜心读书授徒，学习精神感人至深。现代人醉心学业者大有人在，也曾留下很多美谈，但比起老董来，实在不值一提。仲舒先生的博士生活是平静的，天天捧着竹简，学而不厌。他学了些什么呢?司马光告诉我们，该人“少治春秋”，似乎也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春秋》，学诸子百家，也参考了一些旁门左术。毕竟，官场不是学校，学问也不代表能力，如果你过于务虚，能说而不会做，那你就得受点委屈，职务上不能有过多奢望。

　　他廉洁清高，品行端正，但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不适应皇帝的用人方略，不懂升迁之道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二道障碍。汉武帝虽然倾心儒术，骨子里却好大喜功，追求霸业，为了这种需要，他用人路数多变，大体是重视能力，忽略品行。仲舒先生的确想有所作为，早点儿进步，但不揣摩武帝的用人策略，不主动适应选人需要，只按自己的想法为官行事。博士是个学官，既无财权也无人权，他安于岗位，从未动过调到权力部门的念头。他很注重道德修养，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当博士时，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向人展示的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在江都王手下为相时，他一如既往，“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样一个人，如果换个朝代，肯定升迁有望，但武帝时期不行。武帝用人不重品行，他却品行端正;武帝用人看重能力，他却很少展示才干。这样，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他完全走出了武帝的视野。他不是故意较劲，这对他没有半点儿好处，如此行事，完全是品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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