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解放初，中央军委要建立工程兵军种，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文革中林彪如日中天，当过林彪参谋长的陈士榘被林彪秘密召见，陈士榘将如何应对？……

中将谭甫仁

　　(1)父亲与谭甫仁还要从井冈山说起

　　谭甫仁是建国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首长，他死在乱哄哄的文革中。他与父亲相识于1928年春季，正是父亲参加的新城战役。那一次仗打得干脆漂亮，一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我父亲当时在红四军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当时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身上的财物都由他们自己保管。红四军当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俘虏中挑一些出身好且愿意跟红军走的人，把他们经过教育训练以后充实到红四军的连队中去。

　　一天，我父亲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这个俘虏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我父亲立即跑上楼去，想找到这个唱歌的俘虏。

　　《国际歌》有着神奇的魅力，父亲对我说过，他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是他一生中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和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刻，这首歌给了他那么多的鼓舞和联想。另一首就是《国际歌》，父亲说《国际歌》在鼓舞无产者砸碎旧世界而不惜牺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极，所以列宁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知道《国际歌》在无产者中的分量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亲也正是听到了《国际歌》突然拉近了与这个俘虏的距离。

　　但看见我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我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我父亲这一问，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澎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本来打算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奋斗到底，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

　　谭甫仁在逃亡过程中，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吃饭成了唯一的需求，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我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并安排了他与东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云卿见面，因为谭甫仁参加过朱云卿的部队。朱云卿此时是红四军一团的参谋长。

　　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2)谭甫仁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的千古绝唱

　　当即我父亲叫来传令兵，要他带着谭甫仁到团部去见朱云卿参谋长。朱参谋长跟谭甫仁可亲了，朱参谋长不但认识谭甫仁，还知道谭甫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东江起义中，朱参谋长和谭甫仁曾经并肩作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后来部队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由于父亲与谭甫仁的特殊关系，他多次向我讲述过谭甫仁的经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知道政委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中常常见到谭甫仁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谈论工作，那时业余时间也都被工作大量地占据了。

　　父亲也向我讲过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的事迹，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687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将流芳百世的诗词，那就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当时部队弹药紧张，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几发子弹，所以决定把敌人引入近距离再发射。由于敌人装备比我们好得多，如果攻上来会导致我们重大伤亡。团长朱云卿观察敌人已经很近，甚至他们士兵的表情都已经看见，他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由于距离近、敌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枪枪有人倒下，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动向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可怜的一发子弹了，只见谭甫仁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几十斤重的家伙身上，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听见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敌群，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惨叫不断。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3)谭甫仁中将被暗杀前几个月，我曾经拜访了简朴的谭叔叔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父亲说，谭甫仁是个难得的部队政治工作者，看他后来的履历，也大多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一代军人也许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乃至不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业，个个都是工作狂。1959年谭甫仁到武汉军区后，就在想着政治委员如何做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尤其解放已经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队还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为了选好这个榜样，谭甫仁深入调查研究，他感到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培育了六连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 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而那时谭甫仁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枪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

　　在谭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云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训。尽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队首长也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部队的伙食是比较单调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肉。

　　那是1970年春，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贪图吃的年代。当时部队派我到昆明，事情办完后，我很想到谭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直奔昆明军区。警卫看到一个小孩子找政委，有点怀疑我是故弄玄虚。我很自信地说：“你就告诉谭政委，我是陈士榘的儿子，我父亲让我来看望他。”

　　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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