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下，抗日剧充斥荧屏，“武士道”也被各种演绎。然则，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侵华战争中，又充当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于镰仓时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约之故，特别强调“忠”与“死”

　　所谓“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纵观历史，“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契约关系，常常随着世局的变迁而有所修正。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不是“为主君尽忠”。

　　江户时代，朝野异途，武士道分裂为“士道”与“叶隐”两派，其伦理观完全对立

　　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传统武士”在江户时代，被迫转型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备治民才干，而不能仅仅只懂得杀伐。“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利，因为通过自己的楷模式的行为，让天下秩序归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职分。

　　不过，江户政权用儒学改造“传统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仍在转型不成功的“传统武士”当中广泛而秘密地流传。《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转型做官僚。按该书的观点，所谓“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叶隐》反对儒学对死的意义的追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叶隐》也反对儒学用“义”来规范“忠”，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说，《叶隐》完全是对“士道”的对抗，后者得到了当局的认可与推广，前者则被列入禁书，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不过，无论是“士道”里的“武士道”，还是《叶隐》里的“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历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过，而只是作者出于现实需要，进行的一种理想化的“提纯”。

　　明治以后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当局出于现实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于半遗忘状态

　　明治维新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无论是“士道”派，还是《叶隐》派，都难以被当局所容忍。因为这种旧时代的“武士道”，有两个特点??1、专属于“武士”这一特殊阶层;2、其效忠对象多元，数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更是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64305.html

相关阅读：美国退给中国多少辛丑赔款？退了多少到底怎么算
1967年香港严重骚乱纪实
解密：古代哪位官员曾多次主动公布自己的收入？
揭秘：宋太祖赵匡胤为何要在赵普脸上乱涂乱画？
名将马援为何会失宠于汉光武帝？马援必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