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卫”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创设，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这两套机构大多数时间掌控在宦官手里，和“特务政治”、“宦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末学者沈起堂曾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样总结明代灭亡的原因虽然流于简单化，但厂卫横行、宦官专权却也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厂卫在维护专制皇权的同时却不断损害着大明王朝的肌体，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镜鉴。而这把双刃剑的铸成，还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
锦衣卫在洪武朝被管得很严
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明立国之初，形势并不容乐观，在北方，蒙元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明朝的实际控制区，许多新附的百姓并不认可这个出身卑贱的皇帝。有一次朱元璋行走在京城中，忽然听到一名老妇人私底下称呼他为“老头儿”，这让他龙颜大怒，说：“张士诚曾短暂占据过江东，吴中百姓至今称呼他为‘张王’，今天朕贵为天子，老百姓称呼朕为‘老头儿’，这是为何?”还有一次，他在上元节微服私访，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揣西瓜，众人哗然而笑。不明就里的朱元璋打问之下得知，这幅画的含义是“淮(怀)西妇人好大脚”，嘲讽皇后马氏，这又让他极为记恨。
朱元璋常常说“朕本淮右布衣”，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别人却提不得，对寒微的身世其实极度自卑。这种不自信再加上对建立皇权绝对权威的迫切渴望，让他对臣下的举动非常敏感。称帝之初，他曾经用了很多亲信为“检校”，专门负责对臣下的特务侦缉。比方说，功臣华高和胡大海的妻子在女僧的诱导下信奉西僧，检校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把两家妇人和女僧扔进了河。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喜欢在家和客人喝酒，检校在旁窥伺。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客人都是谁?酒桌上摆的什么菜?”宋濂据实回答，朱元璋很满意：“诚然，卿不欺朕”。礼部尚书吴琳告老回乡，朱元璋还要派检校去调查近况。
检校在肃清吏治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绍兴、金华秋旱，农民颗粒无收，地方政府却向中央隐瞒灾情，检校查访得知后汇报给朱元璋，当地官员遂被拿问。朱元璋这样评价手下的检校：“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然而，检校们大多属于临时抽调，互相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为了高效地向最高决策者提供信息，并且对官僚群体实施有效的监控，特务的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化逐渐被提上日程。朱元璋手里有一支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撤掉亲军中的都尉府和仪鸾司，改置锦衣卫。锦衣卫的职责有明暗两条，明的就是皇帝最贴身的卫队和仪仗队，穿飞鱼服、配绣春刀，随侍皇帝左右;暗的就是秘密侦缉调查，主要负责这一任务的是锦衣卫北镇抚司，这一机构可以不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大国家司法机关，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执行侦察、逮捕、关押、审理，等于独立于三法司之外的一套司法部门，也就是后来让人闻之胆寒的“诏狱”。
如此一个暴力机器怎能没有监督?实际上，监督锦衣卫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朱元璋重典吏治、驭下极严。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得知诏狱凌虐犯人，大怒之下烧掉了诏狱的刑具，并把囚徒移送刑部大牢。然而，仅仅凭借人治而缺乏监督机制的锦衣卫故态复萌，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下诏，大小罪案不得再经锦衣卫，审理全部通过正常的司法机构，锦衣卫只有侦查立案权。可以看出，朱元璋对锦衣卫的掌控还是非常有效的，洪武朝的锦衣卫还不至于只手遮天。
在朱元璋屠戮功臣宿将、惩治贪官污吏、清除豪强地主的明初四大案中，锦衣卫真正起作用的是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使蒋?告蓝玉谋反，朱元璋借此诛杀过万人。其实，蓝玉至多也就是跋扈和自专，蒋?的报告只是给了朱元璋鸟尽弓藏的一个由头。
对于宦官，朱元璋爱恨交加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政治势力在洪武朝更为隐秘地积蓄着力量，那就是宦官。
从朱元璋的一些言行看，他对历代宦寺之祸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戒。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见史书所载汉、唐之末宦官乱政的情况，深为之前的君主们所叹息。《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朱元璋严禁宦官预政的训诫即达七次之多。洪武十年五月，有一久事内廷的内侍谈及政事，朱元璋当天就把他斥还乡里。洪武十七年，他铸铁牌置宫门中，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此外，他还不准内侍识字。表面上看，朱元璋对于宦官乱政建立了一个完备的防火墙，因此，后世诸如《明史》等著作都认为明代的宦官之祸源于明成祖朱棣。
朱棣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他其实是当了老爹的替罪羊。事实上，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早在洪武元年(1368) 十一月，一个叫马仲良的内侍就前往广西招谕当地土司，这是明代内官参与政治活动最早的记载。第二年四月，宦官金丽渊出使高丽，这是内臣奉使外夷之始。洪武元年，朱元璋还派遣过中使到北平犒赏北征将士，这是以后宦官监军、分镇的滥觞。此外，宦官参与茶马贸易、监督商税、插手刑狱，在洪武朝都有事例。
而派遣宦官监视臣下则更早，在朱元璋称帝前，有一次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酒，并拨付妓女十几人，然后派内官窥伺。叶国珍命令妓女们穿上华丽的服装，自己与妓女混坐在一处。宦官回来汇报，朱元璋命令士兵把叶国珍和妓女锁在马棚里，并削去了妓女的鼻子，叶国珍也挨了几十鞭子，因为叶国珍的行为触犯了朱元璋等级贵贱的思想。
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占城遣使入贡，此时擅权已久的丞相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上报朱元璋，一名宦官见到了占城使者，给朱元璋打了小报告。受到蒙蔽的朱元璋大怒，两名丞相胡惟庸和汪广洋顿首谢罪，这件事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先声。第二年，胡惟庸因谋反的罪名被诛九族，朱元璋从此不再设丞相，直接领导六部，强化了皇权。据野史记载，当时还有一名叫云奇的宦官曾经揭发胡惟庸意图行刺的罪状，在权力中心发生大洗牌的重要关头，宦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子孙后代永坐江山，朱元璋对于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祸害”全部进行了排除，功臣殆尽、文吏束手、后妃外戚不干政，然而，权力集中于一身，而一人又不可能治天下，他身边的帮手就只有那些出身低贱、身体残疾、知根知底又没有宗族势力的阉人了。因此，尽管深知宦官必然误国，心口不一的朱元璋还是抬高宦官的品级，扩大宦官的规模，到洪武末年，宦官机构已有21个，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打下了基础。对宦官，他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个叫冯坚的小吏上疏要求控制宦官人数，他破格提拔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他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提出裁省内臣，他又勃然大怒，说：“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门客教之。”尽杀门客，李文忠惊惧而死。
一手任用一手又严防，在朱元璋这里并不矛盾，但是，他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勤奋的治国实践却无法遗传给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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