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而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她个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两人一个从军一个执教，精心操持，但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亲睹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破败、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对张作霖、杨宇霆之流继续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大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1925年秋，郭松龄偕夫人以参观军事学习为由，暂避日本。在日本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回国，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向张作霖连连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国、奉两军停止行动。随后将所辖7万人改编为4个军，挥戈东上。他的精锐部队斗志昂扬，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垮了张作霖的4万奉军的连山防线，直逼奉天。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他一面暗中勾结日本关东军反郭，一面准备逃跑。他对郭松龄的为人和底细非常了解，正因为了解，他才认为这回自己彻底完了。他已经开会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他万分悲凉地调29辆汽车装上家私细软往返运到南满货栈，准备逃往大连。然后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这时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
然而在这大势基本已成定局的当口，日本关东军像鳄鱼一样浮出水面。平心而论，日本关东军不希望郭军得势，一旦郭军得势，他们的非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无非是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帝国在满蒙的权利”，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与谁兵戈相见。郭松龄面对鬼子威胁，义正辞严地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进攻奉天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郭军弹药库，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郭军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一败涂地。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他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怕夜长梦多有变化，密令就地枪决。25日那天是最黑暗的一天。囚车开至辽河滩边时停了下来，押解人员喊道：“郭军长请下车吧！到地方了。”郭松龄和爱妻韩淑秀从容下车，两人怜惜地稍一对望，都露出不屈的神色。韩淑秀脸上漾开笑意，她曾从过去的法场上夺回她所敬重的丈夫的生命，伴他轰轰烈烈地走了一程，这回她却要用自己的生命陪他走进又一个法场，相伴到永恒，她死而无憾。所有的押解人员都听到了她朗声的话语：“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得光荣。军长请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了！”一声枪响，郭松龄倒在地上，又一声枪响，韩淑秀追随而去。
张作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命令将两人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方可收葬。
1952年，为处理位于沈阳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公馆”房产事宜，郭鸿志再次回到沈阳。他随即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请求允许在东陵区七间房墓地为郭松龄夫妇安葬。3天后，东北人民政府回信：政府与当地村政府联系，可以协商解决。郭鸿志随即找到七间房村政府。村政府有关人员说，已经接到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同意为郭松龄夫妇安葬。郭鸿志找到守墓人孙恩林，回到国公寨村，将郭松龄夫妇的棺椁运送到七间房墓地，在乡人协助下，终于将郭松龄夫妇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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