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终于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并作出反应，试图用军事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然而，当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处心积虑设计的打击计划转瞬间化为泡影。中国昂首挺胸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中国的核计划始于50年代中期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50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然而在60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侦察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深远的中国内地。

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

动用各种先进手段侦察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没人对中国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它会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核计划，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

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一个月后，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后才能投入生产。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还是很难回答，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鉴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

军方制订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两种方案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联邦德国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一起干。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在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是不现实的。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

军方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他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种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最后，肯尼迪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

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的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纵容国民党发动突然袭击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经国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古巴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约翰逊报告发出不同声音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这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约翰逊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中国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约翰逊建议，一旦中国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中提到，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协议进入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1964年4月底，国务卿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谋求苏联联手遭拒绝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通常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提出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

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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