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
喜欢看《读者》，她能带给我丰富的知识，能净化我的心灵，是当今浮躁社会的一杯凉茶，因此，每期《读者》我都买，买到以后，一口气读完，如果把我买的《读者》累积起来，估计有两米多高了。今年的第19期有一篇文章《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读后感受很深。作者引用2007年一个叫做Charles Murray 的美国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作者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大学的普及意味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可是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精英教育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保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真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上大学吗？假如以100为界线，高于此基本线的占一半，低于这条基本线的占一半，现有的研究表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如何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个点，但是，一旦干预和开发停止，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在中国过去的几年的扩招，后果很严重，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在四年制的高端盲目扩招，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了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看看如今不少毕业的大学生，确实与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相差很大，（我并非有贬低现在大学生的想法），拿师范教育来说吧，20多年前是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考师范，经过师范严格的素质教育洗礼，毕业以后走上讲台很受欢迎，有的很快成为骨干，我的一个同学毕业以后18岁，教的学生19岁，大部分老师是本科文凭，像他这样拿这中专文凭教高中的不多，但是最后，他教的学生绝大部分上本科线，自己也被评为我市唯一一个美术学科带头人。当然，他是我们当时的佼佼者，其他的也不赖，当时的这批同学大部分成为了教育骨干，有的比他还混得好。当然，现在的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有优秀的，但是整体水平下降了不少，现在的升学模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最好的学生考清华北大，其次选其它重点本科，叫做上一本，上不了一本的上二本，二本就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师范院校。我估计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教育。作者最后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21世纪，普及高等教育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大众化的教育机构。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相信这个提法有道理，只是我怀疑，这种操作模式在人人都想争当天之骄子的中国是否行得通？ 我还担心上大学需要多高的智商这样的问题的提出会惹怒多少人？
上大学需要一定的智商，你赞同吗？
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C，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D，但他的智商在49%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做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95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给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当今许多大学生，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到校园来寻找大学并不提供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也难怪，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他们的存在，在大学中创造了对实用课程的强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论性的课程则无人问津。大学像个学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鲁教书，当然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因为到那里读书的学生，都是智力顶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学校教书，则不时要碰到低智商带来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学是个地方的私立学校，现在一年学费2 5万美元，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按说应该保持相当的质量。但是，我第一年教书时，开学第一堂课就面对一个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学生的提问：“我是学商务的。我就是想赚钱。我为什么要学历史？你能教我赚钱吗？”其实，这样的学生占了班里的绝大多数。我对他们很同情，也挣扎了两三年，试图向他们证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到美国各大学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比如，历史就是耶鲁最流行的专业。可是，我讲也白讲。班上几个智商高的学生，会频频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他们有多大关系。让他们学这些，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会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只是必须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这些智商达不到110或115的学生，应该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教育，不要挤到四年制的大学中来。这些人，通过文字这种过于抽象的媒介来接受知识很慢，但可以通过音响和图像来模仿，可以跟着师傅迅速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艺。他们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但对身边具体的生活经验却很能领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匠等等，在当今的白领社会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个好的木匠，一年能挣十几万美元。许多所谓低智商的人，在木匠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许还灵巧多了。不让他们进技工学校学木匠，赶着他们进四年制大学不知所云地读柏拉图、中世纪史，受这么大罪花这么多钱，最后毕业连个4万的工作也找不到，这岂不是误人子弟？
大学的这种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难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更不要说阶层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却从来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当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这种对智商因素无视的基础上的。放眼世界，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在全球领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学还强调竞争性，在全民性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是太远。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比欧洲几个国家还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等等低端大学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则一直选择智商极高的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过于大众化，盲目扩大学生人数，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因为严重超载、学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竞争力。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学“扩招”，后果更加恶劣。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21世纪高等教育普及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等大众化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材必有用”地贡献于社会。这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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