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记忆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五十年中，仅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上有关记忆研究的论文就多达290篇*。朱滢曾就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研究了记忆的哪些方面做过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1]。 本文则试图对五十年来我国记忆研究方法的变迁历程做一个回顾，以期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回眸我国记忆研究的五十年历程，依据其研究方法的变化特征，我们可将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89年，跨度达40年。这其中又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文革前主要是用传统记忆研究方法去解决传统的记忆任务（即外显记忆）；文革后除了继续用传统方法研究外显记忆外，众多学者开始了用新的方法研究外显记忆的尝试。第二个阶段始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围绕内隐记忆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2 传统记忆研究阶段（1949―1989）
建国后，我国心理学工作者首先是对记忆进行外显测量的研究。这种研究通常是在实验室中进行，任务是对先前呈现过的材料有意识地提取。为了区别于现在的内隐记忆研究，我们将此类记忆研究称之为传统记忆研究。传统记忆研究一直贯穿我国记忆研究的全部历程，有所不同的只是某些时候占据主流，有时候退居其次。我们将传统记忆研究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2.1文革前（1949―1966）――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记忆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心理学研究处于重新开始的境地，记忆研究工作的开展更是极为有限。1963年之前的《心理学报》没有关于记忆研究的报告，其国庆十周年的专刊上也没有记忆研究的只言片语。
解放后，我国本土心理学工作者最早进行的记忆研究为张增慧的有关神经衰弱患者记忆问题的实验研究[2]。 该研究用客观的方法探索了神经衰弱患者记忆障碍的特点，并了解了通过快速综合治疗后患者的记忆恢复情况。当然，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将前苏联心理学家臧可夫所编著的两本关于记忆的著作介绍到了国内。1963年，曹日昌还翻译出版了艾宾浩斯的《记忆》一书，这是国内较早的系统地介绍记忆研究的著作。
然而，上述这些工作都只能算是这一阶段中的“小浪花”，其中的主流应是对中小学生记忆特点的研究工作。文革前的《心理学报》有关记忆研究的论文总数为19篇，其中对中小学生的记忆规律进行研究的报告就达13篇之多！而且从1964年到《心理学报》文革停刊之前，它上面所发表的有关记忆的论文是清一色的关于中小学生记忆特点的研究报告。始作俑者为万云英和杨期正。他们在1962年用再认法和再现法对初入学儿童学习汉字的记忆特点进行了研究[3]。 但此时对记忆过程的内在规律还只是刚刚涉及。
与此同时，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始用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记忆现象。张增慧和曹日昌在1964年对视、触觉识记与再认形象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初步研究[4]。在这个研究中， 他们开始真正探讨记忆过程的内在规律，而且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初露端倪。紧接着，叶绚和曹日昌（1964）明确用信息加工的方法对STM 中的信息编码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了听觉代码和视觉代码。可见，当时我国记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已基本上与国际最新潮流接近。!
然而，这种当时方法很为前沿的记忆研究没有得以进行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用信息量来研究汉字的记忆特点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由于汉字不仅包含有信息量（如笔画），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意义，用信息量加以研究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再加上文革的爆发，这项工作便没有得以继续。
2.2 文革后（1978―1989）――用新方法研究传统记忆阶段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有了思想上的第二次大解放，心理学恢复了生机，人们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的记忆研究。在这一阶段，仅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通讯》（1991年改为《心理科学》）这两份心理学核心刊物上所发表的有关记忆的研究报告就达101篇，平均每年10篇。
这一阶段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人们尝试着用各种新的方法去研究传统记忆任务，力求从单纯的外显记忆研究中走出来。这方面的工作在此阶段虽看上去并不占主流，但却代表着我国记忆研究方法学上的一种新的突破、一种新的趋势，并为今后记忆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作好了思想上和方法学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可称此阶段为准备阶段或蓄势待发阶段。
1981年，杨治良等人[5]就不同年龄组再认图形、 词的能力和特点用信号检测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信号检测论将再认指标分为两类，有助于分析错误原因，其指标d'也比传统再认指标更为灵敏。此乃国内第一次明确用信号检测论分析记忆过程规律的研究。在此之后，杨尔衢、孟庆茂等（1981，1988）都就记忆研究中怎样使用信号检测论进行了探讨。信号检测论后来成为我国记忆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为我们探索记忆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以后的实践证明信号检测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记忆研究的范围。
在这一阶段，人们继续用信息加工心理学方法来探讨记忆规律，其中对短时记忆的研究尤为突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有叶绚、曹日昌[6]、朱滢（1982）、陈永明和彭瑞祥等（1985），以及俞柏林、 张武田和莫雷等（1985，1986，1987，1989）。他们分别用信息加工心理学的方法，就记忆规律特别是短时记忆的记忆广度、汉字短时记忆中的编码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从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它们也可视为用新方法去探究传统记忆任务的工作。
在这个阶段，许淑莲、孙长华和吴振云等[7] 用聚类分析中的最优分割法，对老年人的记忆特点进行了探讨。这种方法与t 检验结合使用，更能准确地看出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阶段性问题。这也是记忆研究中一种新方法的尝试。
综上所述，可知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一直在寻求各种新的方法去探讨记忆问题，以期更好地了解记忆过程的规律。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对国际上的各种最新动态非常敏感（在国际上，1980年前后记忆研究的特点就是研究方法和技术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另一方面，这种尝试也为后阶段记忆研究方法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然而，尽管自建国至八十年代末，特别是文革后至八十年代末，人们一直在探索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记忆过程，但由于这些研究都将记忆仅视为人们对先前经验的有意识的、外显的恢复，因此这些都只能算是传统的记忆研究。
3 内隐记忆研究阶段（1990至今）
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心理学家发现，在没有觉察或有意识提取记忆的情况下，早先经验的影响也能表现出来，它反映了一种自动的、不需要意识参与的记忆。心理学家Graf和Schacter将这类记忆称为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 而把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统称为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在我国， 朱滢（1989）[8]和杨治良首先对内隐记忆进行了研究。自此之后，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就内隐记忆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至1999年，仅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上发表的有关内隐记忆的论文就多达66篇。因此，尽管此阶段还同时有传统记忆的研究，但由于内隐记忆研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内隐记忆研究阶段。)
根据内隐记忆研究方法的变迁，我们又将此阶段分为任务分离、加工分离和建模三个阶段。,
3.1 任务分离研究阶段（1990―1994）)
任务分离法是指在内隐记忆研究中，通过改变测验指导语，造成两种记忆任务，再通过考察两种记忆测验成绩间的关系来确定是否出现分离。纵观94年以来国内关于内隐和外显记忆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任务分离的框架下进行的。1989年和1990年，秦建健和连淑芳分别就无意义学习条件和人工语法学习中外显与内隐过程进行了研究，这应是我国内隐记忆研究的先期工作，但还没有明确使用内隐记忆这一概念。1991年杨治良在其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内隐记忆普遍存在于学习过程中而且具有心理状态稳定等特征。在他们之后，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用任务分离法所做的研究（朱滢等，1989，1991；杨治良，1991；张卫，1994）。
然而，随着对内隐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任务分离法暴露出了它本身的弱点和缺陷。在研究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实验性分离有可能仅是任务外部形式上或内部心理操作上的分离，而不是底层加工过程的分离（Merikle,P.M.,1991）。例如，再认测验和词干补笔测验， 它们在形式上就是存在差异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治良等（1994）使用匹配比较法对汉字内隐记忆进行了研究。匹配比较法是将直接测量任务和间接测量任务在形式上和心理操作上匹配起来，使它们只存在指导语上的差别，若出现实验分离，就有可能是底层加工过程的不同，而不是任务的差异引起的。他们的这一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任务分离法的不足。
虽则如此，由于任务分离法是在假设内隐测验和外显测验是“纯净”的，是没有受到意识或无意识的污染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一般又认为记忆任务能够提供对内部加工过程的纯粹测量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人们便转而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探索内隐记忆，于是就有了从任务分离到加工分离的进步。
3.2 加工分离研究阶段（1994―1997）
加工分离说将测验中的意识和无意识影响进行了分离，并借用经典测验理论的公式计算这两种影响，为内隐记忆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而且“离真理更进了一步”。
1994年叶阁蔚首先在国内介绍了内隐记忆研究中的加工分离说的修正模型[9]。在此之后， 人们用加工分离法对选择性注意中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张雅旭等，1997）、汉字内隐记忆的特征（叶阁蔚、杨治良，1997，1997）以及内隐记忆的发展状况（郭力平、杨治良，1998）进行了研究，丰富了中国记忆研究的内容。
在这一阶段，国内许多心理学工作者还用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去探究社会认知规律。杨治良（1997）[10]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借鉴内隐记忆研究的加工分离方法，并用信号检测论的理论和指标去研究内隐社会认知，其结果证明内隐态度是可以测量的，且明显影响被试的判断。杨治良、刘素珍、钟毅平等（1997）以及杨治良、高桦和郭力平（1998）等用内隐记忆的加工分离方法对内隐社会认知进行了系列研究，均揭示了社会认知也存在着启动效应。杨治良等（1998）[11]在总结有关内隐社会认知的各项研究之后，指出社会认知更具内隐性，社会刺激特征的内隐记忆比非社会性刺激特征的内隐记忆更强大，并总结道，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之间的关系是“钢筋水泥”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对记忆和社会认知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
3.3 内隐记忆研究的建模阶段（1997―）
虽然加工分离说的修正模型有了一定的进步，但PDP 分离出的意识和无意识加工成分的贡献均受到反应偏向的作用，尤其当包含与排除测试条件发生变化时，这种作用可能严重影响测量指标的精确性。于是，Buchner等（1995）在对意识性回忆、 熟悉性以及反应偏向的影响加以考虑的基础上，对PDP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扩展模型（extended model）。杨治良等（1998）[12]迅速将这种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并用实验加以了验证（郭力平，杨治良，1998）。他们指出，用扩展模型所提供的方法测得的内隐和外显记忆指标，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更加精确，它不仅摆脱了任务分离可能带来的内隐和外显记忆指标之间被相互“污染”的问题，同时避免了反应偏向所造成的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指标的不精确的嫌疑。:
4 小结
回顾建国五十年来我国记忆研究的历程，我们看到，六、七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用传统方法研究外显记忆，八十年代是记忆研究方法突破的准备阶段，进入九十年代人们主要是用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记忆的规律。五十年历经沧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与国际前沿研究进行平等的对话。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记忆研究从整体上看还是相对落后的，现在应是迫切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各种理论与模型来加深和扩展我们对记忆的理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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