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媒介产生之前，人类的记忆、文化传承完全是依靠口述这一方式，口耳相传。但是随着某一人群的消亡，其历史也随之被遗忘。黑格尔曾经给这样的消亡现象以解释，认为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这一文化的消失变成了理念整体的环节。虽然这一解释过度地强调了理念的恒定性与部分文化的脆弱性，但是，这样的文化现象总是不断发生着，或因为天灾、或因为战争。
随着文字、纸质媒介的出现，文化以文字、图像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某一时空人群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被固定了下来，为后人所回想和怀念。但是，记忆依然是困难的，或者难以传播或者难以保留。刻有文字的山石很难搬运，纸张则容易损坏甚至消失。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文字、图像等信息被转化为数据，存储在现代的如DVD、CD、网盘等各类物理介质或者网络介质上。20世纪末，人们所用的各类光盘能够保存近百年，数据可被无限制地拷贝，更令人惊异的是，2000年以来出现的各类网盘则实现了物理介质的虚拟化，信息被存储在某个云端，无从找寻，但是数据却可以在理论上永远存在。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遗忘变得困难，曾经被遗忘的数据会被找寻到。“被遗忘”甚至成为了数据时代人们的心愿。
如此，我们必须直面大数据时代人类记忆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仅仅是变得容易吗？遗忘仅仅是变得困难吗？我们返回到人类的记忆史来看，在记忆中什么被改变。显然，维克托所说的“记忆变得容易起来”是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记忆变成图像、文字保留在网络、电脑中，数字化的记忆内容很容易被保存和连续拷贝。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到记忆的活动本身。
对记忆活动本质的阐述一直是哲学史上被遮蔽的主题。我们会看到哲学史所讨论的问题多是认识论、知识论相关的问题。遍寻古代、近代哲学史，也只能找到片言只语。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人把记忆看作是与知觉无明显区别的行为；在20世纪以后的当代哲学家那里，如柏格森、胡塞尔、萨特、利科、凯西开始确立起记忆与认识属于类型上不同的行为。
当记忆的本体性质被确立之后，关于记忆活动的本质揭示才有了可能。柏格森将记忆看作是“脱离当前，回到过去”。“每当我们试图恢复一个记忆、唤起我们历史中的某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一种独特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我们使自己脱离当前，以便将自己置身于总体的过去，然后将自己重新置于过去中的某个区域。这是一种调整的工作，与用照相机对准焦距有几分相似。”
“脱离当前，回到过去”被视为记忆活动的根本特征。如此，“数据记忆”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也就被确立。在数据时代，个体、人群、文化的生活体验被变成文字、图像，数字化为数据，存储到光盘或者云端网盘。当互联网作为共享空间存在的话，这些数据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为某个人通过网络的搜索功能所找寻到。所以，“数据记忆”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每个人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过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了感知到他人过去的可能性。这就是数据记忆所存在的内在裂变性。
但是，“数据记忆”能否称得上记忆意义的丧失？这多少存在问题。有些学者担忧 “记忆的数字化”会取代源生的记忆，一种来自活生生体验的记忆。但是，这有些杞人忧天。从记忆活动过程看，人类将自己拉回到过去的过程是一种奇特的过程，并不是 “滞留的感知与空乏的充盈”，而是 “轮廓越来越清楚、表面越来越多彩”。当然，这一描述未免有些客观化。利科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则显得人性化。在他看来，整个过程是认知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认知维度，有着识别、搜寻、回想等体验的参与。如此，数据记忆活动显然缺乏了这一特性。
当人们用谷歌、百度搜寻信息的时候，输入一个关键词，然后等待结果。在这一过程，机器的搜寻功能发挥作用，更准确地说，计算机程序在整个数据世界中“识别”和“搜寻”着与关键词相关的数据内容。整个机器搜寻过程是基于相似性和相关性完成的。
正如上述理论家所描述的，人类意识活动让对象变得更加清楚，清楚意味着活生生地体验的再现。当我们置身于其中，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体味到了快乐、欣喜和悲伤。这完全异于机器的搜寻和识别，这一过程是理性的过程。在理性的运作中，所识别的东西也是索然无味的。可见，数据记忆现象只是基于机器算法和程序的记忆活动效率的改善，通过搜索引擎，机器快速而高效地识别出某种过去的数据，然后传输给搜寻者，但是并没有改变人类记忆活动本身的特性。改变的是效率和内容，不变的是记忆活动。
从记忆对象来看，数据记忆所呈现的过去是与活动者相关的信息，这是记忆现象的基本要素；从记忆活动来看，数据记忆活动完全变了质，作为搜索工具的谷歌、百度只是借助某种算法程序通过比对、认知来识别相似性和相关性内容，缺乏了人类意识活动的回想，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了回想，通过相似性和相关性的比对完成的，对以往内容的获取仅仅是空乏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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