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上谈天说地，觥筹交错，太宗让西域的胡人再弹一曲，而且指名让他弹一首新的，弹一首中原没有的。胡人慢腾腾地坐了下来，想了想，胸有成竹地弹了一曲。曲成，在座诸人欢声雷动，只有太宗一言不发，阴着个脸说，这支曲子好像不是你们胡人的新曲吧！我们这就连普通宫女都会。于是吩咐左右把罗黑黑叫来。罗黑黑很低调地把曲子弹完，而且弹得跟胡人不差分毫。胡人大惊，觉得不可思议，叹辞而去，中原之地真藏龙卧虎也！更让人称奇的是，西域以前还对唐朝持观望态度的小国听说了这事，纷纷来朝，以示臣服！
老实说，胡人这支曲子确是中原没有的，只是太宗皇帝不厚道，做了点儿手脚。但是胡人惊叹的那句话其实一点儿也没错。中原之地藏龙卧虎，罗黑黑只听了一遍胡人的曲子就能准确无误地重弹一遍，其记忆力确实令人惊诧。
另一则出自于同一本书的故事又讲了一个记忆力不好的主儿。
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记性不太好。他初到南皮上任的时候，几个小吏来帮忙判案，由于是初次见面，他问第一个见到的小吏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吏答，王庆！过了一会儿小吏出去有点事，不一会回来了，郭务静见来了一个小吏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小吏很奇怪，答，王庆！郭务静大惑不解自言自语道：南皮这个地方的小吏真奇怪啊！怎么都叫王庆？！
显然郭务静记性就不好！跟前面的罗黑黑比起来，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那么同样是人，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何以记忆力的差距会这么大呢？
根据心理学家的理论，记忆通常分为三个步骤：编码—储存—提取。其中提取并不牵涉到记忆的好坏，只是第二阶段储存的外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记忆力的好坏取决于他对所接触到信息的编码和储存。
编码顾名思义就是对外界刺激的转化，把我们听觉、视觉、触觉感知到的东西转换成大脑能够识别的心理形式。编码的形式多种多样，使用频率较高的有听觉编码、视觉编码、语义编码。但并不是每一种编码形式都能对人的记忆产生同样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心理学试验证明：听觉编码和视觉编码远不如语义编码。但假如几种编码能够在一起运用的话，效果将更加理想。
对于西域胡人所弹的曲子，罗黑黑用的正是听觉编码和语义编码的混合编码。罗黑黑先是听到了胡人所弹的曲子，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对胡人曲子中传达的意境进行了理解，从而加深了记忆。所以当唐太宗把她从帷幕后面叫出来的时候，她能够一个音符不差地弹奏出来。
而郭务静，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确实记住了王庆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跟王庆的长相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郭务静在对王庆形成印象时，没有进行理解和深加工，他用的完全是单一的视觉编码。根据心理学家的试验，没有经过特殊加工的视觉编码在大脑中的留存时间顶多只是几十秒。所以他后来没能认出王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到这里好像还不能完全解释记忆力当中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乐师，罗黑黑的记忆要比其他的乐师甚至比那个技惊四座的西域胡人也要高出一筹呢？这就牵扯记忆存储中的组块问题。在普通的不懂音乐的人看来，那些五线谱之类的东西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音符。但是在懂行的人眼里，这些就是一段一段连贯的乐曲。
就好比“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七个字你让不懂中文的老外来记，他可能花费老半天的时间还记不全，但是这话你随便到大街上拉一个中国人估计没几秒钟就能记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为什么？
因为在老外看来，这只是七个不同的符号，而在我们这里，这七个字很容易就被进行了深加工，进行组块，北京可以组成一个词块，天安门可以组成一个词块，那么我们所要记忆的七个项目就变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四个项目，这就减轻了记忆的强度。如果理解得更深入一点，“北京”和“天安门”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组块，因为“北京”最著名的建筑就是天安门，而“天安门”也只在北京。这样，我们所要记忆的东西就变成了三个组块，这就说明当我们对要记忆的东西理解得越深入，我们也将更容易记住，而且形成的记忆痕迹也将越深刻。
由此可见，罗黑黑对音乐理解确实到了相当的深度，可能在她那里这些从琴弦上汩汩而下的音符只是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记忆组合或者根本就是一大段暗合于心的曲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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