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专著标志着从心理学的视角去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人的人格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沈德立
这部完全本土化(中国化)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点和西方理论无法把握的丰富内涵。
——杨治良
这本专著是心理学研究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的典范。
——林崇德
这本专著标志着我国的人格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平，从这个意义来说，王登峰教授的确是我国现代人格心理学研究第一人。
——张 侃
该书的出版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大地勃然兴起，正开辟着国际心理学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沈德灿
【前言】
2004年12月，王登峰教授应邀到我校讲学。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内容包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的报告内容丰富，很有启发性，深受听众的欢迎。报告后他向我谈起，要把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出版，并请我为他的书写序，我欣然答应。临走时他把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10篇论文拷在我的计算机里，2005年5月中旬又把他与崔红同志合著的《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书稿发给我。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这部书稿，常常为这本原创性的人格心理学专著即将面世而感到无比的喜悦。
人格是一个现实的人。汉语中“人格”这个词译自英语personality，来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是指在戏剧中演员所戴的面具。这种面具代表演员在戏里的角色，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具后面是谁?因此“人格”一词蕴含着一个人有两面——公开可见的一面，以及隐藏在它后面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公开可见的一面，即外在人格是一个人被他人知觉和描述的方式；隐藏其后的一面，即内在人格是这个人的内在因素如本能、需要、动机、自我、特质、价值观、认知方式、气质、性格等，这些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被他人视为是这样的因素。人格的定义通常都包含上述这两个方面。虽然这两个方面彼此不同，但却都是重要的。例如阿尔波特把人格定义为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一个人对环境的独特适应；普汶把人格定义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芬德认为人格是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心理机制(或外显的，或内隐的)，等等。
虽然心理学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人格定义，但人格心理学家对人格的理解基本上都包含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人格的整体性，指虽然外在人格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在人格有多种心理成分，但在一个现实的人身上这些心理成分和行为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联系综合成一个有机的组织；个人的生活模式或倾向不是某种成分运作的结果，而总是与其他成分紧密联系、协调一致进行活动的结果。二是人格的稳定性，即人格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例如，一个急性子的人不仅在学习中表现出急性子，在旅游、休闲活动中也表现出急性子，做事风风火火的；而且不仅在青少年时如此，在成年时、甚至老年时也是如此。三是人格的独特性，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行为有共同性，但人格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模式或倾向的独特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四是人格的社会性，指人格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是社会的人所特有的。对于什么是人格，不同心理学家的说法不同，见仁见智，但人格或一个现实的人，都有其生理方面的基本因素即生物性，有其心理的内在或先天倾向，更有其社会成分(在社会生活中习得的)。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即是西方人格心理学家所说的人格内涵。
人格是社会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人的心理和行为没有哪一种是可以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发生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文化心理学在西方的兴起，许多研究发现，不仅人们在动机、兴趣、价值观、自我、国民性上打有明显的文化烙印，而且在一些基本心理过程如视错觉的感受性、记忆方式、情绪表达、思维、决策方式也打有文化的烙印。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已受到西方心理学家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文革”后我国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许多研究领域至今仍停留在“拿来主义”，即把西方文化下建立起来的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直接应用于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例如，目前国内心理学的两大应用领域——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都是主要依据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这就不得不迫使我国心理学家认真地思考：西方的人格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能否直接拿来应用到对中国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上?
书摘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
中西方文化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可能是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原因，而且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按照黎鸣(2003)的观点，文化是对人类自罪意识的掩饰，是人性的外衣。按照这种观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看法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据上风，而西方文化中则一直是“人性本恶”占据上风。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而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
耐人回味的是，中西方“文化”一词的词源也有明显的差异：“汉语中‘文化’本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通花、华，全都有在表面进行修饰、美化的意思。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根源自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从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养，这后一层也隐隐
含有为人性披上‘有教养’外衣的意思”(黎鸣，2003：5)。
从“文饰化裁”到“栽培教养”凸显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矫饰”，以“遮掩”行为的真实面目，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因此，中国人行为的抑制、不张扬的特点实际上是为了“遮掩”自己的不足，或减少“显露不足”的机会。人的自私、贪欲、无礼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个体把对自己言行进行调控的重点放在不表现出“恶”上，因此需要进行“文饰”。而“文饰”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言行与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实际的言行之上都已经增加了一层“文饰”，变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现出“恶”，也会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饰以彰显人性的“光芒”。例如，无论面对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国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只是辩解的目的有所不同：失败时辩解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没那么糟”，而成功时辩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为“没那么好”，但目标是为了使自己“不表现”骄傲，以及一旦表现不好，也可以更方便进行辩解(王登峰，1992a)。
而在信奉“人性本恶”的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培养和栽培”，以“改变”当前行为的水平或层次，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远离”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善”或“完美”。因此，西方人的“坦率”是因为较少防御的压力，而西方人的“张扬”则是通过彰显成绩以表明自己对“恶”的远离。西方文化虽然也带有明显的“文饰”倾向，但采取的是“改变”而不是“遮掩”。与信奉“人性本善”文化不同的是，“人性本恶”文化的“文饰”作用不能通过“遮掩”，只能通过“改变”才能达到目标。换言之，人的自私、贪欲、无礼尽管也需要进行“文饰”，但至少会承认其“合理性”，因此对其的防御和文饰压力会小很多，重点不是“不表现”，而是“教养”和“栽培”。西方人只有在面对失败情境时才会为自己辩解，面对成功的情境时则无需辩解，反而会更加强化自己的成功(以远离人性中的“恶”)(BasgaU&Snyder，1988)。
中国文化的“文饰化裁”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对他人言行的认识。首先，中国人在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虽然要对“其个人效果”进行评估，但更需要对自己言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尽管自己非常希望表达某种意愿或做出某种行为以达成自己的内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达可能会有违社会规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极看法而只好作罢或以“转换”、“曲折”、“间接”的方式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直接表达的意见或行为并非内心真实想法的确切含义，而很可能是经过“文饰化裁”以后的表达。因此，中国人很少会不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意见，即使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也会因为担心被人认为是骄傲而不去表达。当自己拿不准是否正确时则更难表达。在中国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做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
另外，如果个体的社会角色不同，行为的掩饰性也应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知识越多越需要掩饰自己的不足；作为公众人物的公务人员可能更需要掩饰自己，相比之下知识分子反而较少掩饰。另外，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对自己言行的掩饰可能也比较少。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见到。最近在对不同职业者的人格特点进行研究时得到了一些间接的证据支持了前面的假设。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中，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三个维度反映的是个体人际交往、个人品质以及事业心方面的特点，因此个体对这三个维度特点的自我评定必然会受到“文饰化裁”倾向的影响。相比之下，公务人员对这三个维度特点的看重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因此他们的掩饰倾向应该表现得最突出。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分数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低于公务人员(王登峰、崔红．2004b)。
第二，个体在认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不能直接表达的同时，对他人言行的认识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不仅看人的表现(所言、公共场合的所行)，还要探究其真实的意愿和用意。中国文化中一直渲染的“知人”难，难就难在“知”的过程不仅需要了解其言行，还需要“深入”其内心世界，而且后者是“知人”的关键。换言之，中国文化中的“言为心声”其实只是“矫饰”而已，因为就连“行”都不一定是对“心声”的反映，更何况“言”呢?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的“深”可能就是“深入”、“深层”的意思吧!
与中国人自我表达和判断他人的“曲折化”相比，西方人则更直接、更坦率。中国人注重评价和联系，因为根据眼前可观察的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西方人注重可观察的信息，是因为他们更相信“言(行)为心声”。换言之，在内心愿望和要求与外在言行的一致性程度上，中国人应该显著低于西方人。
P353-355
目录:
引言
第一编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本土化探索
1．西方“大五”人格结构模型的建立和适用性分析
2．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
3．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认与形容词评定结果
4．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QZPAS)的信度、效度与常模
5．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编制过程与初步结果
6．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信度与效度
7．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的信度与效度
8．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与QZPS—SF)的常模
第二编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9．中国人的人格特点(I)：外向性
10．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Ⅱ)：善良
11．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Ⅲ)：行事风格
12．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Ⅳ)：才干
13．中国人的人格特点(V)：情绪性
14．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Ⅵ)：人际关系
15．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Ⅶ)：处世态度
16．中国人性别角色量表的建构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
17．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构
18．形容词评定的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
19．中国人的自我、他人和事物指向特点：对自我中心一他人中心概念的超越
第三编 中国人人格量表的应用
20．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相关研究
21．人格维度与行为抑制的相关研究
22．人格维度与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
23．介入治疗患者术前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24．人格维度、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的预测研究
第四编 西方人格结构与中国人的人格
25．测量中国人的人格：QZPS或NEO PI—R
26．中国人有没有独立的“神经质”人格维度
27．西方“外向性”人格维度内涵的中西方差异
28．中国人的“开放性”——西方“开放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的人格
29．西方“愉悦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人格的关系
30．西方“公正严谨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人格的关系
31．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的因素结构与同时效度
32．中国人的人格结构：CPAI与QZPS的交互验证
第五编 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
33．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文化意义
34．人格概念的中西方差异及理论与实证分析
附录 1520个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熟悉度和现代性评定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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