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先是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外加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等。有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从一些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社会生活细节，如教育、就业、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一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角几分。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我把此文贴到自己在新浪网的博客上，一下子招来十多万个点击，500多条留言。这样一种教育的对比，刺痛了大部分网友的心灵。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原作者萧淑珍女士已经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我没有必要在此多嘴。但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人，有责任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观察：美国的孩子与中国的孩子为什么会不同？
不妨从我六岁半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经历说起。她五岁时，参加了女童子军(girlscouts)。这个组织在美国孩子中非常流行，但结构很松散，不过是几个家长凑在一起，轮流志愿带孩子而已。女儿六岁时，童子军派下差使：推销饼干，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社会和经营技能。童子军的网站也直言不讳地介绍，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在童子军卖饼干开始的。饼干一包四美元，至少高于市场价30%。这么教孩子赚钱，是否过分呢？一试才明白，买童子军的饼干，没有人嫌贵。刚开始时，女儿见了哪怕是熟人，害羞得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大人们都特别热情，一看她穿着童子军的小制服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是在卖饼干吗？我可以买几包吗？就这样在“客户”的引导和鼓励下，她的买卖也开张了。许多买主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在童子军里卖饼干长大的。渐渐地，女儿居然也敢主动张嘴推销了。
饼干有四种，有低热量的，有巧克力的，等等，每次推销，孩子要向人家解释品种，告诉人家买某种饼干的理由，然后算账，四块钱一包，一共多少钱，算术也跟着学了。具体卖的办法是先找顾客订货，登记大家购买的数量，然后“进货”、“送货”、收款，要走整个一个商业流程。几个礼拜下来，女儿居然卖出了32包。总金额128美元。
饼干卖完，大家凑在一起算账，看看总收入是多少，让孩子们讨论钱该怎么花。结论是把钱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给组织者，因为人家义务劳动，还要自己缴钱，不公平，所以孩子希望能把志愿者倒贴进来的钱支付了。也就是说，孩子用自己的劳动，挣钱“雇用”了组织的大人。第二部分钱，要捐给那些无家可归者。这特别合女儿的心愿。因为她生在纽黑文，那是个很穷的城市。我们又没有车，买菜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把她放在运动婴儿车上推着，一路见到许多无家可归者，所以她不到三岁就有个理想：长大开个餐馆，穷人来吃饭不花钱，她只收富人的钱。第三部分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开个庆功会。
你如果知道美国是这样培养年幼的孩子，就很容易理解中美高中生的对比了。美国的孩子确实很实际，从小动手，赚钱算账。他们都意识到钱能干许多事情，一分一角也不会疏忽。所以我现在也这样教自己的女儿：你想要什么，必须先干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读书，练琴，帮家长干活。什么都不是白来的，必须自己挣来的。挣来钱后，用我们小时候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了。这种教育，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念。有一次她妈妈和她讨论阅读，书里面一位奶奶式的人物对自己的孙女和其小朋友们说，女孩长大嫁给王子，这辈子就大功告成了。妈妈问她有什么看法。她马上说那样不好，因为那样一个人只能当生活的“观察者”，没有办法参与，学不到东西。看来，孩子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还是要看大人怎么教育。
我们这里大人教孩子什么呢？我们也组织过援助非洲灾民等活动，那都是学校出面进行动员，就像搞运动一样。孩子从中学会的，除了几个意识形态教条外，就是如何打发上面派下来的差使。我们的家庭中，逢年过节，孩子们除了吃、放鞭炮，就是拿礼品、红包，很少有像童子军这样民间自发的组织，由家长通过生活的细枝末节自然地向孩子灌输帮助他人的价值观念。
我更有必要提醒读者，美国的精英高中生，常常自己花钱到非洲等贫穷国家当志愿者，这一经历，有时成为他们竞争进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人家那里没有大道理，但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浸透着这样的道德情操：真理和智慧，是他们的价值；财富和权力，是他们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掌握了财富和金钱，而在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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