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统战和情报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张学良认定他是大才;蒋介石亲授他一项重要使命；他与以高官相诱惑、以杀头相逼迫的戴笠斗智；他深受周恩来的器重与关爱；他最早站出来批判陈伯达，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说卫立煌，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他就是于炳然，在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演绎了一幅传奇、壮丽的人生画卷!

一、在欧洲，同张学良从论政到相知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17年7月，16岁的于炳然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读书期间，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先后领导了反对军阀吴俊?和贪官耿之光的两次学潮。

1923年，于炳然中学毕业后，被选送日本留学，恰逢东京大地震，在生死线上挣扎15天后，终于脱险归国。1924年9月，他又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举行示威游行。于炳然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侵略者要在东三省强修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然是总指挥、请愿总代表。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学毕业。后来，黑龙江省招考公费留欧学生，于炳然在考试中一举夺魁，于1931年4月动身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国际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他苦苦求索救国之道，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他被选为中语组书记，领导着“反帝大同盟”等多个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春，张学良出访欧洲。5月，到达罗马。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三、如想收复，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张学良的亲笔回信。对方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对第二个问题，张学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对第三个问题，他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说：“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7月下旬，张学良到了伦敦，于炳然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

两天后，张学良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共进晚餐。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只有陈洪海和张学良的两个儿子。餐后，张学良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由北欧回来，即约于炳然面谈。张学良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张学良倾听后，说：“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又约于炳然谈话。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说：“据我了解，你确是个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帮助你学费。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约于炳然会面。几次长谈，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学良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留给他极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已办成。于炳然把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二、蒋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于炳然来到了莫斯科，从事党的建设工作，并在出版社做编辑。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将接洽重要任务。据此，党组织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党的关系，是到上海寻找潘汉年。

1937年4月，于炳然到沪，才知道《真理报》上那则消息是误传。他见到了潘汉年，后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结识的朋友王?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生王说：“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于炳然说：“你开什么玩笑?”王?生说：“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已经降日。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生谈过内蒙问题，王?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次日，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入一大会客室。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面现微笑，与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发，说：“请坐!”

入座后，蒋介石问：“你是黑龙江人?”于炳然答：“是的。”

蒋接着问：“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于炳然答：“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于炳然说：“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蒋介石说：“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于炳然说：“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蒋介石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于炳然说：“好，我当尽力。”

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蒋介石很重视德王反正。为了让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会见。

载笠派孙殿英护送于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军队正激战，炮火连天，无法前行，在当地滞留了二十多天。无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见到了在北平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赵福海。赵建议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张家口向德王转达于炳然此番的来意，必要时于炳然再去。于炳然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12月20日，二人回津，说已见到德王，晓以中华民族大义，分析了抗战前途，劝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时。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这时，南京已陷落，敌焰十分凶狂，的确不是使德王转向的好时机。

三、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戴笠说：“当然不愿意。”

于炳然说：“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最后勉强地说：“请你考虑考虑吧。”

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四、获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

“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于炳然说：“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于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戴笠说：“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

五、批判陈伯达惨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他可回到家里了，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

陈伯达此时是政研室主任。于炳然发现，陈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正直同志——这实在有损于党的形象。于是，他给任弼时写信，指出陈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料到，这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风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发现该文歪曲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运动造成误导。7月23日，《解放日报》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逐点分析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还不客气地指出陈的多处理论失误。

陈伯达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为自己辩护，最后几句话更是锋芒毕露：“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一定要甄别。”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

六、赴东北密说卫立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一天，卫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写：“俊如兄如面：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在一个豪华餐室，他们先是一番叙旧。饮酒中，于炳然问道：“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当局指挥无能，**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单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四十万国军，根本逃不出**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

“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月济南战役中守卫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于是笑问：“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

“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

卫立煌听了，双眉紧蹙，陷入思索。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某种程度上使卫立煌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一次次严令他尽快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他并未从命。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轰出家门。他暗暗“消极避战”，这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于炳然此行，不负使命，为加速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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