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去年已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他说：“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然而历史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夏社”，然后他们订了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而就在它的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诗，于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诗作，也投寄到《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下来。幸运的是，不久却又被接任的主编宗白华给发掘了，宗白华如获至宝，一一将它发表。因此假如“夏社”没有订《学灯》;假如《学灯》的主编不是换成宗白华，那么“五四”的诗坛，会不会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呢?这可很难说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俩是为出版同人刊物的计划而来的。在这之前，上海滩的大书局，如中华、亚东、商务，对他们要筹备的刊物都兴趣乏乏。而由于李凤亭的推荐，上海的泰东书局说要聘用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案：最后却落空)，郭沫若只是随行者，没有名义、没有职务。在这一个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东书局，编定诗集《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在泰东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杂志后，同年5月27日，郭沫若离沪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访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又至东京会见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杂志计划、杂志名称及刊期等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并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了。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1921年春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从上海来到北京，专程拜访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一再表示他本人决定辞去所长职务，恳请胡适至上海主持商务编译所。经过几次面谈，胡适曾对出任编译所所长一事表示过兴趣，他对高梦旦说：“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胡适当面答应，在暑假里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工作情况，再考虑一下自己“配不配”接受重托。其实胡适顾虑的并不是“配不配”担任编译所所长，而是在考虑是否值得投身于出版业。我们从他4月27日的日记中可看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贡献的能力的人。”〔1〕7月16日，胡适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礼遇。7月20日的上海《商报》，甚至刊出一篇捧场喝彩的《胡老板登台记》。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胡适，顿时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焦点。虽然，后来胡适并没有接受这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去担任。
就在这期间，同在上海的胡适和郭沫若有了第一次的见面。郭沫若在十年后写成的《创造十年》中这么回忆道：“……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2〕但胡适在8月9日的日记却这样记载着：“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3〕日记中并没有提到高梦旦，更不是为郭沫若饯行，日期则确为8月9日，而不是9月初。郭沫若的回忆显然有误。至于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佳，他在日记上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4〕至于郭沫若，在三天之后，他又和朋友朱谦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过胡适，这件事在胡适日记有记载，但郭沫若的文章却始终未曾提到过。只是在十年后的回忆，将第一次的会面化作了嘲讽的文字，郭沫若说：“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5〕就当时而言，他们两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如此大的差别，郭沫若的不平与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生发的。所以不久之后，他们两人便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
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6〕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7〕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此后，据《志摩日记》记载，1923年的10月，双方在上海有过互访和宴请。首先是10月11日，徐志摩“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8〕这次会面，双方可说是并不愉快的。而第二天郭沫若带着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并送徐志摩一册《卷耳集》，那是郭沫若对《诗经》的新译。
而10月15日《志摩日记》这样记载：“前日(案：指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这是“郭沫若亲吻胡适”的最早说法。而到了1978年，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9〕到了1984年，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明确的标明在1960年6月2日(星期四)，胡适曾对他作了以下的叙述：“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10〕
面对这三种说法，有相当多的歧异，似有辨析之必要。首先，请客的日期，徐志摩认为10月13日，唐书没有明说，而依胡书推算当在1929年或1930年间。第二，谁请的客，徐志摩说郭沫若，而唐书没有明说，胡书则说徐志摩请客，郭沫若作陪。第三，是为了赞美郭沫若何事，才引起郭之亲吻。徐志摩没有明说，唐书则认为和郭之新诗有关，而胡书则认为是郭沫若所写的一篇“谈古代思想”的文章。真可谓众说纷纭，但真相只有一个。后来胡适日记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赫然记载着：“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该是第一手的数据，因此唐德刚的“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是有些戏剧化。因为当晚赴宴的一共七人，不可能分开坐两桌。至于郭沫若亲胡适是因为《女神》新诗的备受肯定，而不是谈古代思想的文章。当然有些回忆的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它永远是比不上当时所记下的日记来得正确的。 (二)
由于这次郭沫若的热情招饮，促使胡适与徐志摩隔了两天(10月15日)回请郭沫若，并有田汉夫妇与任叔永夫妇，及俞振飞。席间大谈神话〔11〕。第二天，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去回拜胡适。郭沫若回忆说：“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被引进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的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们连一个字都不曾看过。”〔12〕郭沫若虽在回忆中说他没去翻阅《国学季刊》，但学者逯耀东则指出，胡适送给他的那本《国学季刊》，对郭沫若而言是相当震撼的。那是胡适“整理国故”理想的实践〔13〕。郭沫若万万没想到新诗的努力成果，正可以与胡适相提并论之时，胡适又从新文学进展到新思潮的新阶段了。在已丧失历史性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权的郭沫若，正想在第二阶段取得一席之地，但没想到胡适又进展到其他方面去了。“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但开风气”的招牌，总是让胡适抢先做了，郭沫若情何以堪，因此他和创造社展开对胡适“整理国故”的攻击，也算是顺理成章的。
1924年1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三十六号，刊出郭沫若的《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他对当时国内“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都以“整理国故”相号召的“流风”颇不以为然。他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郭沫若直指“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他认为那是微末不足道的。他甚至大言地说：“我们应努力做出一些杰作，来供百年后考据家考证。”学者逯耀东指出，“但事实上，郭沫若已意识到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新趋向。所以，他一方面批判国故运动，另一方面也写了几篇国学的论文，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与《惠施的性格和思想》等等。也许当时的郭沫若真如胡适所说‘思想不清楚，功力也不好’，他所写的这类文章，离当时的水平还远得很。”〔14〕逯耀东又认为在胡适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下，使中国现代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绊系，真正从传统迈入现代。而当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时(1926年)，郭沫若正应广东大学(一年后改名中山大学)之聘，前往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但此时郭沫若方由文学创作向学术领域过渡的时期，在这场历史性的学术辩论中，他无力也无法置喙，而这是他所不愿也不甘心的，于是在他1928年2月亡命日本不久，就展开中国古史的研究。“虽然郭沫若自己说，他研究中国古史非常偶然，完全为了排遣无处发泄的精力。但郭沫若一生，从不做一点对自己无利的事。……他的中国古史研究，是被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挤出来的，在他吻胡适时已经开始了”〔15〕。
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创造社的年轻成员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用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作出了另外的阐释。它让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知识界重新活跃起来。郭沫若描述这种知识权力的转变时说：“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退下了战线。”〔16〕在后浪推前浪的状况下，郭沫若承认他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认识，是由这些朋友“挤”出来的。虽然他早在1924年春，就翻译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肤浅，而且有误读的。在日本的郭沫若赶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波热潮，加上苏联东方古典社会论者马扎耳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1928年的出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早川二郎、秋泽修二等分别在他们办的《历史科学》、《经济评论》、《唯物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著，因此，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来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已蔚为风气。加上郭沫若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毕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并且还读了安特生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报告，又读了北平地质研究所关于北京人的报告。掌握了这些材料后，他认为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总算得到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郭沫若选择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别开蹊径，而这也是胡适所无法做到的。因此逯耀东认为郭沫若之所以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种种原因，但有一个他自己不便说明，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和胡适对抗。
因此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郭沫若就明白地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是要‘实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出来吗?”〔29〕郭沫若接着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胡适跟着他的老师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做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找田引水。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
胡适曾经是引领风骚的一代人物，却在晚年被涂上不同的色彩，而变得容貌模糊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在那阴晦无月的中秋夜晚，他一个人独自走来，听风声萧萧、虫鸣戚戚，他百无聊赖地哼起了自己的一首诗，诗云：“怕明朝密云遮天，风狂打屋，何处寻你?”
如今半个世纪又过去了，“五四”的灯火已远，在历史的长河里，人们对他有过太多的误读与曲解，还他一个真实的面貌，恐怕是研究学者所要努力的目标。但若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无法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在滚滚红尘的人世间，我们又“何处寻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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