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改元中统。建议来自一名叫作刘秉忠的汉人官员，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这样的名称会更加中国化，更利于中国文人们接受。

　　随即，已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诏颁行“纸币”。一纸诏令，宣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国家的诞生，元朝的纸币名为宝钞，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纸币，在它之前的宋辽金等政权都曾经做过尝试，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元朝能摆脱这样的宿命吗？

　　宋代商业的繁盛，促生了纸币，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纸币从生下来便先天不足。

　　纸币最早出现在唐朝，名为“飞钱”，但因为使用面窄，没有形成规模，且不去说它。真正令人关注的第一代纸币是“交子”，它出现在北宋时的益州，现在的四川。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金属的国家，以铜为钱。到了第二帝国的唐宋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庞大，贵金属缺乏的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间使用铜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铜钱荒，铸造铁钱就成了折中的办法。最早提出铸造铁钱的，是南唐那位以声色避祸而著名的韩熙载。宋代开国之后，依然缺铜，铁钱被沿用下来。尤其是极度缺铜的四川，铁钱成了主要货币。

　　铁钱的通行，暂时缓解了钱荒，却又带来新的问题。铁钱过于沉重，对贸易造成阻碍。在公元1000年前后，四川民间出现了一种类似唐代飞钱的纸质“货币”——交子。当时的四川，贸易规模渐大，蜀锦、竹纸、印刷皆甲于天下，而且蜀道之难，也使得铁钱的使用极为不便。《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而当时一匹布的价格要两万铁钱，约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产生交子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交子的具体起源，但根据记载，最初应该是由民间商人联合发起。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后，商人们推举益州十六家富户共同作保发行，并对交子的样式进行了统一，防伪技术也有了提高。当时的办法是每三年为一界，到期就进行更换，每一贯在兑换时，会收取三十文作为手续工本费。当时的交子还只是进行商品大宗交易时的辅助手段，并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一个没有现代金融概念，也没有任何监督的社会里，结局基本都是注定的。十六家交子户因此大发利是，却缺少货币发行的准备金概念。随之而来即是挥霍挪用，再随之而来的是挤兑。于是讼于官府，官府遂将之收为官有官营。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国朝廷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民间联合商户就此散伙。

　　从准备金、数额限制到无限滥发，宋朝交子的毁灭之路。

　　官办交子务成立后，帝国朝廷对其发行、流通、兑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当时颁行的“钞法”规定，每界的发行额为1256340缗，本钱为36万缗，准备金率大约为30%。这使得交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以铜钱为本位的纸货币，可称为划时代的创举。

　　但是，对于一个权力无边无际毫无制约的帝国朝廷来说，自己的意志即是国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第一界官交子发行后，帝国朝廷惊喜地发现，这是缓解帝国财政的“灵丹妙药”。

　　之后的交子发行逐渐成为了帝国的狂欢，仅仅在第二界交子发行之时，印行的交子数额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额，再往后，发行数量越来越高，甚至“只是虚行印刷”不备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时，大量滥发已经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纸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张，改为钱引。重新按旧法印行，恢复限额与准备金，币值再次稳定下来。

　　很快，战争降临了。退居东南一隅的宋帝国，陷入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铜的产量也只有一年十万贯，无法满足需求，帝国连铁钱的铸造成本都无法承受，只能通过不断地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贪腐盛行，导致财政危机加剧，只能变本加厉地通过发行纸币来舒缓一时的困难。

　　至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发行“东南会子”每界发行3000万贯。其后第11界发行3632万贯。第15界发行11698万贯。帝国还规定不准用金银铜钱兑换东南会子，旧会子两贯兑换新会子一贯。这种纯粹的掠夺行为导致币值狂跌，物价飞涨。与此同时，钱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钱引一贯仅值铁钱150文。再往后，米价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时宋帝国的经济已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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