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张自忠）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每次出去时候都留下遗书，说我父亲想表示自己的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太深，拿我父亲来讲，一个是忠一个是孝，忠于祖国，孝顺自个的母亲。

　　张廉云（张自忠女儿）：今年是我父亲牺牲70周年，我们准备家里边的人一起去重庆这次，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很早很年轻故去了，还有一个哥哥有七个儿子，这一次呢来五个，五个侄子，我准备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我们这一次就去参加这个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讲起这个来了，我就想，七十年前啊，我才17岁，那时候父亲没有了。

　　北京市中心平安大街的一段叫张自忠路，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1940年，在抗击日寇的“枣宜战役”中，张自忠将军英勇殉国，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国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抗战胜利后，北京、上海、天津和武汉，都以张自忠的名字命名了街道，一直沿用至今，张自忠殉国时，张廉云才是青春少女，时光流转，七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张廉云已经是耄耋老人，不过，父亲的音容与英姿，似乎从未在她的心中稍有暗淡。

　　在张廉云的记忆中，1937年让她刻骨难忘，这一年的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的对决正式拉开了大幕，然而，当年还是一名少女的张廉云，并不知道，父亲张自忠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张廉云：父亲在家里边从来不讲军事，不讲政事，我们老家的这个人，有老家山东人的一种性格，有时候很沉，比较很沉默，来了，我母亲那什么的，我们呢，不会问这些外头什么事情，因为也不了解，我叔叔，有时候就是想打听打听，想问一问，问了半天我父亲那不讲，也不说，我不讲，我叔叔就不敢再问了，所以我外边的这个政治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我们是一概不知道。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29军军长宋哲元接到命令，退守保定，为了拖延日军进逼的脚步，宋哲元决定，继续与日军进行外交上的斡旋，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张自忠的肩上。

　　张廉云：当时宋哲元先生就说让他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那后来父亲就留下吧，留下了以后，刘汝明师长说你，哎呀，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知道，知道留下就没有好，刘汝明就讲，这因为和我父亲，刘汝明、冯治安，我父亲这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入敌手，留守北平的张自忠也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甚至称他为是“华北特号汉奸”。

　　张廉云：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天津的时候，你知道连我们，我父亲有一次带着，带着我们去看一个我们的朋友，本来都很熟悉的，看个朋友，到那以后，人家这朋友这个赵太太，见了我们一坐，你们坐着，赵太太就离开这屋子了，我们坐了一会儿，赵太太也不来，我们就走了，知道人家当时是对于我父亲当时的一种印象，那时候连我们小孩一听说卢沟桥打仗，咱们的战士怎么英勇，我们都是激动的，都是这样的，你想当时这个日本人已经欺负到这样的程度，大家是要抵抗，怎么父亲跟日本进行和谈，而且我父亲留在北京了，老百姓的不理解，我能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心里边也非常清楚，我父亲绝对不是，不会是那种人，他是奉命留下。

　　马鼎盛：对于这一段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心中有数，他在《痛悼张自忠将军》的文章中特地说明，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嫉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就在日寇进入北平的一周之后，《北平晨报》刊登了张自忠的辞职声明。

　　马鼎盛：一个星期很快就报上登出来辞职，他就到了德国医院，因为他在这一带，德国医院有很多人，也熟悉啊，他就找了他的一个副官，就跟福开森来讲，福开森可能是个中国通，可能在中国也收集一些文物收集什么，他是这样，过去跟我父亲有熟悉，他就把他留在他家，在他家住了一段。

　　此时的北平已经处于日军控制之中，出入城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在美国人福开森的帮助下，张自忠得以化装潜出北平，逃脱了日本人的追捕。

张廉云：就这样的父亲到了天津了，到了天津以后呢，没有敢回家来，后来有一天，我叔叔告诉我的，说是晚上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就回来了，来看看，到了差不多晚上父亲就来了，平常父亲一回来，我们这一家人，热闹极了，在一个屋子里面，我姐姐，侄子们，我，在那，反正叔叔这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这次来了以后，我父亲，我叔叔，姐姐，我，我父亲，就我们几个人在这坐着，父亲后来就让我姐姐说你拿笔来，我写一封信，我给福开森写一封感谢信，后来就跟我母亲说，今后我就到前方去了，家里面的事情呢，一定得让七弟来安排，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完全委托给我叔叔了。这样的话，在那坐一会，父亲也很消瘦，我们谁也不像过去来了又说又讲又什么，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再暗一点的时候，父亲悄悄地走了，当时我们不敢送，因为一送，当时我们住那地方是天津的房子，不是都是弄堂，这几家是一个弄堂，这个不敢送，我们就在那个窗户上，玻璃上看着我父亲一个人走了，慢慢地天也挺暗了就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马鼎盛：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匆匆一别之后，就取道水路，经由山东济南，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张自忠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社会舆论的谴责，当局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冤屈都让他备受煎熬，不过，对于这一切，远在天津的家人包括张廉云都不十分了解，由于战争的阻隔，直到1938年6月，他们才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书信，这时，张自忠在冯玉祥、李宗仁和宋哲元等人的帮助下，已经重赴前线指挥旧部向日寇作殊死战斗。

　　张廉云：这个时候打仗，我们不担心，不懂得担心，一直到了抗战“七七事变”以后，抗战我父亲到了湖北，我们也不知道担心，就觉得父亲在这个战争中间，一定是很吃苦，很受累，就盼着一个心情，刚才不是说，就盼着父亲回来，想到父亲会回来。

　　张自忠1914年投身军旅，身经百战，是西北军冯玉祥麾下的名将，张自忠虽然家境富裕，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对于部下，虽然纪律严明，却也爱兵如子。

　　他带军挺严，他这个军队里的人都挺怕他，回到家里边来，我的大哥叫廉珍，二哥叫廉静，父亲有时候就让这个二哥，廉静，都直喊名字，张廉静，他这回答有，就当他小孩吧，唱段戏，哥哥就盘着腿，就在那唱段戏，就唱一段就什么，“恨杨广，斩忠良”什么的就这样的，就唱一段戏，在家里边吧跟我们也是说说笑笑的，都是什么，还是比较严肃，我们，对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所以我姐姐说话那是很随便的，我也是，不怎么说话吧，反正跟在那，对男孩子很严厉，遇到机会的时候，把我的哥哥，我的叔伯哥哥，堂兄们一块叫过来他训一顿，常常是训子侄，训子侄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依靠老人，你们不要依靠着我，你们应该自立，你们应该努力，不要做家里蹲，不要做衣服架子。

　　在张廉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有些“重女轻男”，不过，对于女孩子们，张自忠钟爱之余也对她们充满了期望，1940年年初，张廉云和姐姐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书信，信中还特别叮嘱她们，大时代的孩子，以求知识，求经济独立。此时的张自忠，由于在抗日作战中的出色表现，已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张廉云：我父亲参加抗战以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盼着他回来，盼着回来啊，好好地，小时候不懂得照顾父亲，这以后得好好地照顾照顾父亲，就一直盼着父亲回来，在1940年的大概3、4月份，父亲那来了个电报，说好了，我叔叔带着我姐姐跟我去湖北前线，去看我父亲。当时那个心情高兴极了，跟我父亲，跟我姐姐讲，你说到了前方咱们怎么，怎么样啊，咱们又不会骑马，前方是个什么样啊，我们两个就期待着，期待着，到湖北前方去。

　　这个时候，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由于冬季攻势的失利，开始集结大军，向枣阳和宜昌一线发动了猛烈攻势，此时，张自忠正率部在这个地区驻防。

　　张廉云：有一天，我叔叔，哥哥，姐姐都到我屋来了，我愣了，我叔叔一边说就一边哭了，说是叔叔对你好不好，我说叔叔对我一直挺好的，他说我告诉你，你父亲没有了，你父亲在前线牺牲了，哎呀，这个时候我姐姐就抱着我这哭啊，把整个的一个所想像的父亲回来了，好好地照顾父亲，父亲母亲，还是我们一家人那个生活，这一下整个破灭了。

　　张廉云后来才知道，就在最后一次出征之前，父亲曾经修书一封，收信人是自己多年的同事与朋友，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在信中，张自忠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大战在即，张自忠将军也显然感到了这是一场恶战，他在这封书信的结尾说，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廉云：我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现在这个老先生也故去了，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十年，守了十年，当时可能在查他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些材料里头就发现这封信了。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张自忠）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每次出去时候都留下遗书，说我父亲想表示自己的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他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教育影响太深，拿我父亲来讲，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要忠于祖国，也要孝顺自个的母亲。再有呢，你比如说忠孝仁义，忠孝节义，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这个要守信用，要讲义气，要忠于祖国军人要不怕死要身先士卒，这些都是受到当时咱们传统道德影响，咱们多少年来，一个是关公，一个是岳飞，那是是最爱国的，最受人尊敬的，受这样的一些影响。

马鼎盛：《六十岁月 五过宜昌》，这篇文章是张廉云为了纪念父亲写的，对于宜昌城，张廉云怀有特殊的感情，1940年，张自忠将军阵亡后，他的灵柩曾经在宜昌的东山寺停留三天，在当年的一篇报导中记述道，由东山寺直至江边，千家万户争于街头设祭，除此之外，送葬时沿途也是人山人海，尽管当时日寇的战机就在头顶叫嚣，但是送葬的军民却没有一个人躲避，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祭奠大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撰写了挽联，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张自忠的出生地山东，还是战斗和殉难之地湖北，以及安葬地重庆，每年也都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抗战英烈。

　　张廉云：当时的国民政府，那是有很高的礼遇的，它有几个命令，我父亲原来是中将领上将衔，不是上将，这后来作为上将，再有就是他的这个材料入国史馆，他将来要举行国葬，宜城这个名字改成自忠县，它有一系列的表彰，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从蒋介石这些人，冯先生、孔祥熙这些人都上船上去祭去，这个确实是挺高的礼遇了，后来这个父亲在梅花山，临时，底下是把棺材放在土上头，外头一个坟，这叫权厝，没有入土，也是举行了很大的，盛大的一个这个葬礼吧，所以这个已经是，作为军人的话，它受到的荣誉是很高的。

　　我叔叔原来不大，就觉得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这个证书，有了烈士证明，有了材料，解放以后，叔叔没有再申请，在咱们人民政府拿到烈士证，没有，1982年，我才悟出这个理来，悟出这个理来，我就觉着，怎么也得有个烈士证啊，我就到了山东，到了，因为是山东人嘛，到了山东民政厅拿到了烈士证。

　　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为张自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而，由于照顾身患重病的母亲，远在上海的张廉云没有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一个月之后，张廉云第一次来到重庆梅花山。

　　张廉云：我就记得，我到那个梅花山的时候，一转，一下看见那有一个坟，当时就哭了，当时就哭了，就一边下了车以后就上，上这个山上，一个小山坡跑，跑着跑着就趴到地下，这一场哭啊，心里边就怎么。我们有点回避谈什么父亲怎么受伤，怎么作战，我们那个时候很回避谈这些问题，因为太伤心了，所以回避谈这些问题，我倒觉得父亲牺牲，鼓励着我跟我姐姐，我们怎么样的更努力，独立、进步，追求进步，爱国，这个力量强大极了。

　　张廉云一直渴望能像父亲一样，走上抗战前线，1943年，她离开沦陷区上海，前往西安，不久之后，张廉云来到宜城，这里是父亲张自忠殉国之地。

　　张廉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1944年的春天，我到了宜城去看了一下我父亲殉国处，当时宜城山上就有了一个碑，就是，张上将殉国处，这个碑已经有了，山下边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这个已经有了，我第一次去同难官兵公墓，是当地的老乡给我讲，说是一打仗，这个老乡啊，都跑到山里头去了，等着打仗完了，日本人走了，完了，他们帮着军队来收理这个战士的遗体，所以收了以后，就后边自然就堆了这么一个坟，后来就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至于这个坟里边，葬着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看到同难官兵公墓我们心里比边非常难过，父亲这是碑上有名了，这是无名英雄，也许他的家人，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还在盼着他回来，可是不知道他已经身葬异地，永远也没有个姓名了，我们确实感觉着，每次对这个同难官兵公墓，特别特别的到那去行礼，去致敬。

　　1945年8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胜利，那个时候，张廉云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张廉云：我在重庆，我说我要到成都去一趟，我要去看看我的哥哥嫂子，走到半路了，我现在不记得是个什么地方了，我就看到那个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这个好像是有了什么大事，喜悦的大事了，当时啊，车停下来，司机就下去了，问了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听说日本投降了，然后我们坐着车就又走，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一首诗，叫《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说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就自个心里边默默地那么说，在车上我就说，爸爸啊，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我心里边默默地这么讲，一边说我就一边哭。

　　马鼎盛：1940年5月6日，张自忠挥师东渡襄河与日军决战，十天之后，将军英勇殉国，张自忠的老长官冯玉祥在悼念文章中说，我说尽忱（张自忠字）死得好，他不是为打自己中国人而死，他是为中华民族打日本强盗而死，这正是中华军人应当死节的时候，这才叫死得其所，这种死是无比的光荣，无比的伟大。

　　张廉云：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张自忠）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每次出去时候都留下遗书，说我父亲想表示自己的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他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教育影响太深，拿我父亲来讲，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要忠于祖国，也要孝顺自个的母亲。

　　张廉云：我在重庆，我说我要到成都去一趟，我要去看看我的哥哥嫂子，走到半路了，我现在不记得是个什么地方了，我就看到那个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这个好像是有了什么大事，喜悦的大事了，当时啊，车停下来，司机就下去了，问了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听说日本投降了，然后我们坐着车就又走，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一首诗，叫《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说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就自个心里边默默地那么说，在车上我就说，爸爸啊，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我心里边默默地这么讲，一边说我就一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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