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

王造时的行动触怒了国民党特务。当时王造时住在上海报司斐尔路的中振坊，环境较为清静。1933年4月，王造时从“上海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寓所，收到邮包。王造时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枚小型炸弹和三发手枪子弹，还有一张小纸条，上写“小心你的脑袋”。王造时对此一笑了之。

不久，蓝衣社特务小头目徐子琴等人化装埋伏于王造时寓所周围，想等王造时外出时实施暗杀。但等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那几天王造时工作繁忙，几天没有回家，这才没遭毒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公安干警抓捕的两名特务供认，曾奉国民党当局之命对王造时执行暗杀）。

6月中旬的一天，住在上海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让秘书把王造时叫去，告诉王造时特务随时准备暗杀他，并出示了一张列有53人的“黑名单”，王造时的名字被列在最后一位。李烈钧还说，名单是从程潜那里得来的，劝王造时出门躲一躲。

6月18日，王造时突然接到噩耗，和他同在“黑名单”上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枪杀了。20日，在杨杏佛的告别仪式上，沈钧儒又要王造时“赶快离开上海”。回到家中，王造时经过思索，决定把“黑名单”公之于众。

王造时找到《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似旭。几天后，暗杀名单及消息作为头条新闻登在《大美晚报》的英文版上。又隔了几天，中文版也刊登了，只是内容简单，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于是，王造时又与《中国论坛》杂志联系，于1933年7月14日第3卷第8版以“勾命单”为题，在中英文版刊出。名单一经刊出，中外舆论哗然，国民党当局更是狼狈不堪，急派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表“谈话”说暗杀计划“不存在”，其暗杀计划不得不暂时停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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