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赫鲁晓夫曾问我下面群众喊的是什么口号，当我用俄语告诉他时，我发觉他以惊异的眼光望着眼前的情景，然后看着身旁的毛泽东。此刻毛泽东正神采奕奕，满面春风，他微笑地注视着欢呼的人群，并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神情。应该说，当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之高，确实是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不能相比的。因此，才会使得赫鲁晓夫那天在天安门城楼听到人们高呼万岁时，突然产生对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某种惊异之感。

本文摘自：《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自从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会谈之后，苏中两党关系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那次令人不愉快的谈判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和中国曾一度失望，同时对巩固两党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失去了信心。但是，赫鲁晓夫仍然想弥补双方之间产生的裂痕，仍寄希望于双方和解，希望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应该说，赫鲁晓夫曾经将保持苏中友好关系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而不希望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出现有碍于团结的矛盾。由于苏中两国关系开始淡化，苏共与中共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使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忧，这些分歧将导致两党两国长期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破裂。这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分裂。这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十分不情愿看到的暗淡前景。

第一次苏中北京谈判后不久，我奉调回到莫斯科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任职。1959年9月，我的领导通知我，苏共中央已选派我再次作为翻译，于最近随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再赴北京，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团成员中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苏联领导人。

据我所知，时隔一年，此次赫鲁晓夫再次亲率苏联代表团赴华，意欲借此机会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期待在双方消除分歧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他和代表团的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此次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寄最大希望于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当我们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我们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当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拥抱，随即微笑着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欢迎您!欢迎我们的苏联老朋友!”我立即走过去翻译。毛泽东也与我握手，我也向他问好。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好!顾达寿同志，你辛苦了!”尔后，在首都机场举行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组成的热烈的欢迎仪式，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少先队员向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献花。

我们在北京受到中国方面给予的最高礼遇的款待。周恩来总理陪同我们参观了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北京的十大建筑奇观。一年前，赫鲁晓夫一行到北京来去匆匆，此次再访中国首都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他感慨地说：“中国人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功劳。”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苏联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毛泽东一直同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频频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我记得赫鲁晓夫曾问我下面群众喊的是什么口号，当我用俄语告诉他时，我发觉他以惊异的眼光望着眼前的情景，然后看着身旁的毛泽东。此刻毛泽东正神采奕奕，满面春风，他微笑地注视着欢呼的人群，并没有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神情。应该说，当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之高，确实是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不能相比的。因此，才会使得赫鲁晓夫那天在天安门城楼听到人们高呼万岁时，突然产生对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某种惊异之感。

为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57年11月2日至21日访问了苏联。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

一，启程前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对这次访问非常关心，差不多每天都要询问代表团行程等有关情况。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要我即刻约见尤金，向他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要办好，请他报告苏共领导，希望理解……”，我急于想知道是什么请求。杨主任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 机就走。我觉得这恐怕不行。杨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毛主席。接着还讲了一些毛主席生活方面的习惯，要我顺便告诉尤金，请他向苏方再打个招呼。

我到了苏联使馆，尤金第一句就问： “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赶忙说，不，没有。他放了心。可我一讲毛主席的请求，他为难了。翻来复去只是一个意思： “唉呀!这可不好办，我做不了主，我立刻报告”， “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有准备，毫无问题……”。

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央领导同志要我们事先尽量熟悉毛主席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主席讲话从来不是八股套，言语生动形象，遣词造句独具一格，深入浅出，往往很少几句话都囊括着多层次的含义。在杨主任的安排下，常年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让翻译人员平时在中南海院内直接接触毛主席。

某日，我们随在毛主席身边，一起到外院走走，他看到我，问道： “唉，李银桥呢?”银桥同志是卫士长，将随同出访。银桥走过来说我在这儿呢。毛主席看了看我们，微笑着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是哼哈二将了”。把大家都说笑了。过 一会儿他对我说： “伏老(按：指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窘住了。他接着又说： “伏老劝我戒烟，这怎么办，只好说点起一支，看着冒烟，不吸”。 “他要我早起早睡，这个意见很好，可我已多年不这样了。不过，如果真能按太阳的规律去作息，倒是件好事”。还有一次，他问我： “你见过几次赫鲁晓夫?”我大致讲了一下当年随同周总理，彭真同志出访时接触过他几次。他又问：“你熟悉这个人吗?”我回答： “不熟悉”。

毛主席在年高多事的情况下还请了林克同志担任他的英文教员，学得很认真，想达到自己能够读西方报刊的程度。他问我纸老虎俄文怎么说?我刚说完，他老人家也兴致地用英文讲出“拍泼太格儿”(paper tiger)。他的发音乡音很重，可我不敢笑出声来。

毛主席平时的饮食，穿着都很简单，吃饭菜不多，一身灰颜色的中山装，几年前的一双胶底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

二、旅途中

飞机是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上午8点多从北京起飞，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多就到了，把时差去掉，飞行时间只有8个小时。上飞机前，塔斯社 的一位记者很想请毛主席讲几句话，但没有成功。

记者朋友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得不到什么是不肯轻易离去的。最后得到了一句话： “我要说的，等到了再讲吧!”毛主席除了曾同斯诺，斯特朗有过谈话，建国以来一般是很少答记者问的。

毛主席平时事多，难得休闲，可坐上飞机倒是轻松了。机舱里布置得很得体，一切都很方便。机组人员自然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空中小姐们的穿着很漂亮，个个热情，庄重，显然是经过挑选和培训的。他们共同的弱点，就是没有学会讲几句普通的汉语。有几位姑娘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争着握手，还不想放开，尤金只好过来解围。

银鹰腾空，不一会儿几千米的高空已经穿过了，机身平稳得连铅笔都能立住。毛主席把尤金大使请到对面就坐，带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 “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尤金点着头。 “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摸不着头脑，表示说： “那好吧，争取及格”。主席说： “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 “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么一说，旁边的同志都随着笑了起来。 “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哲学家服了。

我国著名摄影家侯波同志的一幅作品就是这时拍摄的：毛主席在机舱里坐在写字桌旁看文件，右手握着一支笔。他审阅的文件，是我送上去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当时，他看了看，把尚昆同志请了过来，以商量的口气说： “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杨主任表示： “这只是做个准备”。毛主席思索了一下，慢慢地把这份稿子装进了上衣口袋里，还要我带上一份在用。

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等重要官员专程到伊尔库茨克来迎接。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口操流利的普通汉语。他上丧之后，飞机里的气氛更活跃了。不需要翻译，随时可以同我代表团的任何一位同志交谈，许多同志又同他是老熟人，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题目。毛主席要喝茶，一位姑娘很麻利，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费德林一看，糟了!特级的龙并漂在上面。他赶忙疋了过去，轻轻的对这位服务员说; “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才行……”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不浅的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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