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口兵变：兄弟失去兵权内幕揭秘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3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司令郭东?不在职，由参谋长金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并委任前总司令负责联系。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有条”。只可惜1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实战机会。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变”的全过程。
“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存在争议。
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事件不是“兵变”。
1988年3月间，蒋纬国在其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间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肃腐败”的“一·二一讲话”。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
“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
“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赵志华死后，蒋纬国又出面料理丧事，自始至终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近1年，但“子弟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负了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吗？
先为“总统”之子，后为“总统”之弟的家庭现象，在当代社会已很少见。蒋纬国在蒋家王朝中先当“总统”之子，后当“总统”之弟，可谓幸运儿。那么，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还是怀有二心呢？
有人认为蒋纬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蓄谋争位，可这是难以成立的。
蒋纬国如要争位，正常途径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则需要实力。从台湾的现状看，装甲兵是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开到街头，控制总统府后政变即告成功的先例。从政变的最佳时机看，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刚到台湾，缺吃缺穿缺装备，社会一片混乱，军队编制不全，大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全岛，统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政变者可以乱中夺权。再说美国大老板也有在台湾扶植新的政治势力、摈弃蒋家王朝的计划，政变者可以得到美国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政变的最佳时机，因为自1958年8月起金门炮战开始，就对台湾当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次年秋台岛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灾，主要产糖区基本被淹，水灾损失惨重，又对当局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政变者如选在此刻动手，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的系数。作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台湾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控制着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有过两次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他没有动手，也没有政变篡位计划，或者说没有谈起过此事此案。
从蒋纬国的后半生看，正是因为他作为“总统”次子，没有继承权，故在对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谈及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时，瓜田李下，非常谨慎。
可以看出，蒋纬国从蒋家王朝的大局着眼，为维持台湾政局的稳定，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从心里对哥哥做出让步，保证蒋经国上台。因此说，蒋纬国虽然有时候对父亲和哥哥不满，但从根本上讲，他还是忠于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既然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改变了他早期制定的计划——大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一文一武，武为文用——放弃了让蒋纬国执掌军权的打算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300万元借款事件及赵志华事件后，蒋介石觉得小儿子思想易激，情绪奔放，稳重不足，轻浮有余，虽说不至于背叛蒋家，可成事之才逊于败事之能，放在一线位置容易出乱子，还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向来是枪杆子说话最响，蒋介石自己就是靠枪杆子政变上台。蒋介石担心蒋纬国独掌军权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党上层成为蒋介石第二，打乱大儿子蒋经国的接班步骤，因此下决心早做防范。
第三，蒋经国的接班意图明显后，父传子，家天下，令天下耻笑。蒋介石为减少人们的议论，故意让蒋纬国放弃一些权力，不再担任作战部队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蒋记”色彩，以蒋纬国的损失来换取蒋家政权得以延续。
第四，蒋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家人儿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蒋家人士放弃的职位，可以用听话的下属来代替，况且下属比儿子便于管理，更能理解和执行蒋介石、蒋经国的旨意，对蒋氏政权有益无害，特别是不易造成军权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动局面。当然为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杜绝赵志华式的人物出现，蒋家父子则采取了加强政战系统的监督，军事各主官实行任期制等防备措施。
第五，对蒋纬国的自我发展，蒋介石根据自己办黄埔的经验和蒋经国出任各种各类职务的经验，希望蒋纬国通过执教办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效果来得容易，来得迅速。再说蒋纬国具备到军校任教的条件，他口才上乘，风度不俗，看过不少书，大学毕业后又三度出洋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可谓文武兼备，土洋齐全。
正是鉴于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湖口兵变”发生后，在蒋介石一时怒不可遏，打算重处蒋纬国的情况下，宋美龄和蒋经国都站出来，替蒋纬国说好话，劝蒋介石尽可能减轻对蒋纬国的惩罚。
ldquo;孙立人事件”是怎么回事？
在台湾，人们一谈论起“湖口兵变”，就要与“孙立人事件”相联系，认为“孙立人事件”是国民党逃台后的“兵变第二”，而“湖口兵变”则是“兵变第一”。那么，“孙立人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蒋介石和蒋经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孙立人是安徽舒城人，1900年出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尔后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土木工程，获理科学士学位。后来，孙立人改行军事，考入美国西点学校，专攻军事指挥专业，完整地掌握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西点军校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美国军事当局的培植目标，以扩大西方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孙立人经过学习，同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西方军事名将的校友们建立起不一般的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军事家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等。
孙立人加入国民党军后，开始晋升不快，而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他官运亨通，连连晋级，由团长升为“陆军总司令”，军衔由上校升为二级上将。“孙立人事件”发生时，孙立人已离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担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震动台湾的“孙立人事件”当事人并非孙立人，而是时任台湾陆军步兵学校总教官室少校教官郭廷亮。事件的内容也有两个层次，一是郭廷亮预谋兵谏活捉蒋介石，被逮捕关押；二是孙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郭廷亮出面联络自己的旧部，以加强联系，保持自己对军队的影响。但事件却严重殃及孙立人。
孙立人联络旧部、扩张势力的行动，是借助郭廷亮进行的。所以说孙、郭两方案，是同步实施，时常交叉。如果没有孙案，则郭案无法执行；而没有郭案，则孙案也是一纸空文。孙立人升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后，在黄埔系势力遍及各个角落的军界内，时刻都有一种孤独感，与他亲近的上层人员少得可怜，数得着的只有陆军副总司令贾幼慧、陆战队司令唐令治、副参谋总长余伯泉、大陈岛防卫司令刘廉一、台湾防卫总部副司令舒适存等人。他的旧部大都已在东北被消灭。从顶住黄埔系排挤、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和权力基础出发，他决定找一个心腹，为自己联络分散在各部队的旧部，特别寄希望于自己到台湾后主持的第四军官班的学员身上。
从1953年11月下旬起，孙立人指示江云锦与以前已经毕业的第四军官班学员保持联系。具体是利用督导组的有利位置，通过各军的督训官到各团各营视察的机会，指定一个职阶较高，学识较优、服务年资较深的同学为负责人。到1954年1月，孙立人又要江云锦把指定负责联络责任的学生联起来，建立横的、纵的联系。由于江云锦对这样做的用意有所怀疑，开始对联络工作不热心。1954年6月，孙立人正式交去陆军总司令职务时，曾命江云锦把已指定的各联络负责人“造具名册”。江云锦只是让督导组副组长于新民写了一个很马虎的名册。孙立人认为江云锦不太积极，就在8月间召见他的老部下郭廷亮，要其完成这项工作。郭廷亮正在有意多方拉关系，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伺机进行兵谏捉蒋。两人不谋而合，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协作行动。
郭廷亮发展的核心人物有任台湾陆军总部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五署中校副组长王善从，参军长办公室少校陈良埙等5人。同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官有100余人。郭廷亮本人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组织才能，也没有掌握发展组织和领导政治团体的基本要领。他所联络的对象，思想状况、政治觉悟依然如故。内部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和领导核心，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根本不可能成为发动重大行动的基本力量。在这百余人中间，大部分是为了追随老长官孙立人，听命于郭廷亮的几乎没有，更没有人认为和知道自己的行动是为了兵谏捉蒋。
为开展第四军官班学员的联络工作，孙立人为江云锦、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和经济上的资助。他本人也经常出面，通过郭廷亮等人的安排，接见那些联络员。
1955年6月初，台湾军事当局计划在台南地区举行有“总统”和美国顾问团检阅的军事会操，郭廷亮决定在屏东机场检阅时，采取行动，一举活捉蒋介石，成为第二。可惜屏东起事无论是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从社会背景上讲，均不同于“西安事变”，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5月15日，郭廷亮找到孙立人说：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般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教练转向团教练之间的10天间为行动时间。郭廷亮没有对孙立人讲“兵变”之事。孙立人没有同意郭廷亮的意见，只是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到屏东后再说。
郭廷亮为鼓舞士气，视大事为儿戏，对自己所联络的对象们称：孙将军已决定在5月底6月初行动，并决定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为便于行动，将乘汽车南下，沿途通知和指挥已经联络好的部队。临到发难，郭廷亮在准备兵变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集中暴露出来：这些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大都没有掌握所在部队的指挥大权；不少联络员在得知兵变计划后纷纷退却，其中有20多人分头向上级、政工、特勤部门报告了郭廷亮、孙立人异动的秘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突然乘飞机火速南下，统一行动，逮捕在各部队的联络员。而郭廷亮本人则在5月25日被保密局特勤室扣押。28日仅由陈良埙乘车南下，沿途通知各联络员，可无人响应。郭廷亮8个月来的活动毁于一旦，“兵变计划”还未实施即行流产。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勒令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了将近2个月，内容包括审问孙立人，最后认定他有如下责任：对第四军官训练班部分结业学生发动联络组织，其动机并不正常，此非有形之组织，用心无他，可显然企图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力量，行为上实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孙立人为加强上项联络组织，加派郭廷亮等更积极展开此项违法之秘密活动，孙虽然不知道郭廷亮的“兵变计划”，可偏听偏信，“未做任何适当之防范，应负失察之责任”。“对旧部不法言行，恒徇情姑息之态度，知情不报以及其平日之管束无方与训导失当”；刘凯英被追捕时于6月2日来到孙家，孙立人先是劝其回部队报到，后在刘说明不敢回去后资助路费，“实有徇情包庇之嫌”。
8月2日，经“副总统”陈诚批准，“调查委员会”向孙立人公布了郭廷亮案。次日孙立人签呈蒋介石，称对郭廷亮是“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称联络旧部“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孙立人还称：“窃职材识庸愚，唯知忠义，自游学归国预身宿卫以还，念18年间，自排长以迄今职，纯出于钧座一手之栽培，恩深谊重，虽父母之于子女无以过之，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为职此生唯一之志愿。”随后蒋介石发布命令：“总统府参军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
10月31日，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同时发表的还有《孙立人事件9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至此，关于“孙立人事件”的调查宣告结束。
孙立人的罪名，除把一个老长官想保持与部下的联系(这在国民党军队内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说成是“密结私党”外，其余几项基本是客观的。即使从长达1郾6万余字的报告书看，孙立人的问题也不过如此，换个朝中红人则太平无事，而对孙立人为什么处理得那样重呢？港、台及西方许多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
郭廷亮是不是“共谍”？调查报告书一再称郭廷亮为中共做“兵运”，“造成事实，引起混乱局势，实行颠覆政府之阴谋”。可从审判结果看，仅判为无期徒刑，后又假释。而当时台湾当局对“共谍”是格杀勿论的，更不要说对有“兵变捉蒋”行动的“共谍”会有宽待。
有无“兵变捉蒋”之事实？郭廷亮受孙立人委托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学员固然无可否认，可《报告书》对此也是一本糊涂账，只是说“建立系统，形成组织”，可未讲是什么组织，谁是领导，有何经常性的秘密活动和完整的组织系统，掌握了多少部队。如果说连一个有形的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都没有，“兵变捉蒋”又从何谈起呢？
为何就孙立人大做文章？孙立人身为“总统府参军长”，挑选几位旧部作为亲信，实属正常。郭廷亮挟孙行事，孙立人有所不察，本为郭廷亮之事，为何国民党当局反而把重心放在孙立人身上？孙立人并未加入“兵变”事件，为何又被整肃下台？
办案何故特殊？一起被告密者说成是“政变”的案件，在主犯被抓近3个月，案情已明的情况下，为何蒋介石还要组成以“副总统”陈诚为首的最高层次的“调查委员会”查处此案？
许多人认为能够说明以上问题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蒋介石决定抛弃孙立人，孙立人必须下台。事情的确是这样。从根本上讲，孙立人是因为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而被蒋搞下台的。
蒋、孙冲突起于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第二任期内。孙立人的走红是与蒋介石的信任、美国人的支持、黄埔系的吃醋连在一起的。蒋介石用孙事出有因：
第一，逃台初期，蒋准备运台的部队还在海南、舟山等地，台湾的守军主要是孙立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的人选，从实力角度出发，非孙莫属。
第二，孙立人自1947年底就已脱离内战主战场，同在前线与中共决战时败绩累累的黄埔系、准黄埔系的各位头目相比，孙立人虽说是被排挤出东北，可败绩也就少得多。蒋介石在确定陆军总司令人选时，挑来挑去，挑孙立人多少能改善一下国民党政权的形象。
第三，逃台之初，岛上军事人员来自近百个军、数百个师、各军兵种、各总部机关和地方“绥靖机构”、军管区、师管区，参差不齐，人员复杂，机构混乱，裁撤、整顿、训练任务很重，而负责整训的又是陆军总部。蒋介石让孙立人出来主持问题最大、最多的陆军整顿，并非盲目行事，而是择能从之。在蒋介石看来，黄埔系成员无法完成整顿黄埔系的任务，孙立人非黄埔军校出身，整顿由黄埔系控制的陆军狠得下心，下得了手，是最合适的人选。再说孙立人在训练和管理上用的是美式方法，而国民党逃台后的主要保护国、援助国是美国，按照美式要求、惯例训练和整编军队，有益于接受美援和使用美援，有益于美军顾问团的指挥。
第四，蒋介石为摆脱逃台后的困境，想方设法争取美援。为取得美国老板的欢心，在用人上任命了一批深受美国要人欣赏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孙立人。1954年6月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任期满后，蒋介石另有打算，把他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是国民党决策圈内，为稳定军队里的混乱局面，把60万军队，数十万军事人员，改编为整齐的现代化军队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的主持下，军事当局完成了台湾地区的整个防卫设想。与此同时，孙立人大刀阔斧地进行军队整编，把国民党在大陆时保持的400余万军队的编制和近百万逃台军事人员彻底打乱，重新编队，确定了台湾陆军的基础。孙立人还加强军事长官和军士的教育和培训，以加速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经过整顿，军队内部原有的派系现象有所克服，效率较前提高，适应了蒋介石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的需要，为全面接受美国军援提供了条件。
孙立人功在整军，过亦在整军。同为“整军”，曾经得到蒋介石的赞扬，却也为蒋介石所不容。
首先，孙立人的整顿，侵犯了黄埔系的利益。黄埔系在孙立人的眼里，始终是一帮练兵不精、打仗没章法、官官相护、吃空额喝兵血、胡作非为的草寇。自己受气于黄埔系已多年，只因黄埔系势力庞大，一直没有教训他们的机会，如今蒋介石的整顿令在手，整治这帮不法之徒的时机已到，决不手软。因此，在整顿中，黄埔系、准黄埔系花费30年创建起来的军事局面，全部被打乱，用人惯例、人事安排全部被取消；成批成批的将领被撤离岗位。虽然都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安排，军队主官大都还是黄埔学生和中央军校学生，可失意者都把此记在孙立人的账上。军界上层一片反对之声，编余军官群起而攻之，为改变自己被整肃的命运四出告状，到陈诚、何应钦、顾祝同、蒋经国处讲谗言，诉说孙立人不是。积非成是，孙立人要“整垮黄埔系”的说法不胫而走，蒋介石当然不允许孙立人“腰斩”黄埔系的行为。这样孙立人的整军，昨天还算功绩，今天却成为罪过。
其次，孙立人的整顿，配合了蒋家父子苟延残喘，重建台湾的大业功劳卓卓，不免引起其他军中重臣的妒忌。他们明里反对，暗中拆台，加入倒孙大合唱。军中重臣以陈诚为首，而孙立人又是陈诚自抗战中期以来极力排挤的对象，倒孙过程中陈诚之卖力可想而知。这帮军中重臣大都曾帮助蒋介石篡权上台，30多年来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股肱，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所以孙立人必倒无疑。
第三，随着孙立人整顿的进行和时间的推移，蒋介石自己的态度也起了变化。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一条基本路线就是为大公子蒋经国接班上台做准备，军事方面也是这样。孙立人在整编过程中，启用了一批深受蒋经国赏识的军人，这是符合蒋记基本路线的。可是蒋经国此时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正利用政工系统全面干预军事指挥事务。孙立人从西方军事管理理论出发，对过去在前线率领新一军时受到的政工系统的干扰，记忆犹新，更对现时无处不在的、蒋经国的政工势力的牵制分外反感，故把削弱乃至取消政工系统也列为陆军整编的一大内容。当他让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这一建议后，除得罪了大多由军中特务担任的、权力很大的政训人员外，也得罪了蒋经国，从而得罪了蒋介石，蒋、孙分手难免。
孙立人在台湾军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孙立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蒋介石看不惯孙立人那高傲、盛气凌人的气势，孙立人平时缺少黄埔系成员的那股“机灵劲”，说话坦率刺耳，作风明快偏激，断事利落无情。特别是孙立人很受美国方面的宠爱，在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的眼里，只有孙立人。孙立人更挟“洋”自重，目空一切，蔡、孙的亲热关系，刺激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台湾军政要员。孙立人只尊不敬的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在蒋介石的眼中，孙立人成为一个不可不用但又不可久用的人物。
蒋介石时机选得很准，此时美国已经准备在干涉中国内政的道路上走下去，维持台湾当局的统治，反对新中国。运到台湾的美援已经进入正常化、制度化阶段，蒋介石不必整日为美援能否准时到来而担心，也不必再用美国方面喜欢的官员来争取美援。在这种美援不断的国际背景下，孙立人下台的时机到了。
从台岛内部政治发展看，军事整顿已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正常时期，不再需要“军中强人”。尤其是孙立人这样倚仗美国支持的“强人”的存在，将会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增加蒋、孙之间的摩擦系数，成为蒋经国接班路上的障碍。蒋介石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为消除后患，他决定大贬孙立人。
黄埔系见蒋介石欲倒孙立人，也乘机报复，就在孙立人上任“参军长”，不再直接控制部队，而加紧进行旧部联络之际，尾巴被黄埔系及特务机构揪住。为整倒孙立人，“联络旧部”被说成是要在军中建立“纵横联系网”，结成死党；负责联络的郭廷亮被说成是“匪谍”；郭的活动说成是借孙立人的名义进行受中共指使的兵运兵谏，“制造大变乱”；孙立人则被说成是参与“共谍”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并是郭廷亮他们推举的最高长官。在陈诚等人的指使下，一桩错案就这样制造出笼了。
由于孙立人地位特殊，“孙立人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等国际级名人，致电蒋介石对孙立人“慎重处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像处理张学良一样对孙立人实施“软处理”。于是，孙立人被勒令迁往台中居住。从此，孙立人在台中开始了为期33年的囚禁生涯，成为张学良第二。他离开了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政坛，冷清、凄凉、孤独，再无以前的前呼后拥、居高临下之势，虽说不服气、不习惯，可有张学良将军被关押大半生的明鉴，孙立人将军也无过多的奢望。每年除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做一次例行体验外，平时极少去台中以外的地方，由特工人员“保护”在家闭门思“过”，读书和养花。
直到蒋介石死后，继承父位的蒋经国曾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到台中探视孙立人，试探孙将军愿不愿意去见蒋经国。岂知秉性刚直的孙立人数十年来“思过无效”，对蒋家的“恩泽”领教不浅，不愿去见这位曾经参与置自己于死地阴谋的过去的“太子”，今天的“总统”，只是提出3点要求：正式退役，请当局代修住房，恢复自由。由于孙立人冷落了蒋经国，结果实现的只是“代修住房”，“正式退役”的退役金大打折扣，“恢复自由”没有同意。
1988年3月26日，经“新总统”李登辉批准，“国防部长”郑为元来到台中孙家，宣布：“你现在已自由了，你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爱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并可以同任何人交谈。”此时，孙立人已经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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