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前，薛岳在湖南战场所使用的战术思路一直都是“后退决战”，但是随着手中掌握兵力资源的不同，指挥官的想法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到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他所在的第九战区集中了好几个主力军，除七十四军外，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六军也均非弱旅。有这么多威龙猛将，薛岳便不甘于老是“后退”，他不顾参谋处处长赵子立的反对，执意把决战防线部署在了汩罗江边，试图拒敌于汩罗江北。未曾料到的是，在日军的重兵突击下，江边防线很快陷于崩溃。

在汩罗江防线失守后，薛岳预计日军接下来一定会直取长沙，所以才要让七十四军赶去黄花镇防守长沙。赵子立得知后，依旧认为此决定欠妥。

中国兵学家结合过往战史和抗战实践发现，日军不仅遵循“进攻第一，包围第一”的战术原则，而且特别崇尚“利用地障进行包围”。比如进攻南昌时，就利用了鄱阳湖、赣江这一地障，以主力向中国军队的左翼进行包围。进攻长沙，则惯用洞庭湖、湘江做为地障，以主力向中国军队的右翼进行包围。

（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中的日军将领）

按照这一规律以及湘北正在进行的战斗实情，赵子立判断，日军军这次还是要寻找右翼来实施包围，如果把七十四军往长沙以东拉，正好是以右侧背授敌，是自投罗网。他建议，不如把七十四军放在浏阳东北，俟其余援军到达后，同时向日军外线发动进攻。

赵子立的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中国军事谋略层在“后退决战”之外的另一个著名的战术思想，叫“争取外线”（当时亦称“争取外翼”），也就是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侧面，予包围者以猛烈的侧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击破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包围和击破。上高会战实际上就是一次反包围的经典战例。

薛岳当然了解“争取外线”的价值，但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若坐等外线进攻，长沙就有可能不守。在保长沙还是攻外线之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中日幕僚体系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日军参谋层的权限和影响力都较大，师团长或军司令官往往都是按照参谋已制定的作战计划行事，有时参谋们甚至直接代替主官发号施令，而中国参谋所充当的角色，倒是实实在在的出谋划策，主官可以听你的，也可以不听你。

（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中的日军将领）

薛岳坚决要用七十四军来保长沙，赵子立也没有办法。之后他便接到了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的电话，王耀武已遵命率部前往前往黄花镇，但行进途中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打电话向赵子立进行确认。

赵子立很坦率地说：“把你的部队向长沙以东拉，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你们由东向西前进，敌人由北向南前进，我估计敌人会恰好出现在你们的右侧，你们将要与具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发生严重的遭遇性战斗！”

说到这里，这位颇有见得的智囊压抑不住自己的郁闷：“他们（指薛岳等人）硬要这样做，真糟糕透了！”

赵子立的不详预感很快就得到验证，七十四军首先遭敌重创。当七十四军作战不利且主力部队业已崩溃的消息传至中国指挥中枢时，不仅薛岳感到不知所措，连蒋介石也震惊不已，因为蒋介石早已视七十四军为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从未设想过这支王牌部队会面临如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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