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著名的美男子之一、风流半生的少帅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曾对历史学家唐德刚这样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我批评他，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他不卖力气。他要是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这个人，我跟他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好。梅兰芳看到他，都打千啊……我跟他两家很好，我们俩在一起，他太太也知道。我们在巴黎要出去玩去，他太太说叫他带你去玩去。我在巴黎我也不会说法文呵，她说叫他带你去嘛。”不难看出，在当年风华正茂时，顾维钧、张学良、梅兰芳等美男子，不但各自都有许多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且他们之间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演绎着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顾维钧回忆，早在担任外交部秘书时他就认识了梅兰芳。那时，“梅郎”刚刚在京剧界崛起为超级大腕儿，风靡全国，民间甚至流传有“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的戏言。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伶人的社会地位还不是很高，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初次结识了梅兰芳。有一次“当全体京剧名伶奉命在总统府演出时，在高级官员到达时，他们出台打千。有人介绍我和梅兰芳初次见面时，他对我打千，其实我不过是外交部的秘书。两年以后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向我鞠躬而未打千。以后他从国外演出归来，我们又见面了。从那以后，我们只是握手。这种变化不仅标志着社交礼仪的简化，而且也表明民众方面某种程度的民主化。”

　　而作为当年京城“美男子”圈里的新贵，张学良尽管年纪比顾维钧和梅兰芳都小，风头却丝毫不落下风，与两位“资深”美男子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据记载，这几位当年常常一起去北戴河度假、一起打牌、一起打高尔夫。那几年，京津一带的报纸上经常会刊登他们的照片。与当时大多数社会名流一样，张学良也喜欢京剧，并因此结识了梅兰芳。关于这二位之间的交往，还曾流传过一桩轰动全国的公案。

　　话说在1931年9月18日那天，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参加完英国公使馆的宴会后，又赶赴前门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不料途中忽有沈阳急电，少帅随即匆匆赶回医院。事后人们才得知，当天晚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事发当晚，确有人证明张学良正与夫人于凤至及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据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回忆，当时张学良因伤寒症住协和医院已久，心情烦闷。九一八事变当晚，因病情有所好转，且为了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便离院赶至中和戏院观看梅剧《宇宙锋》，随行人员有护士、警卫等，因此他定了3个包厢。梅兰芳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一八事变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台上的梅兰芳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不知道那人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唬地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有所不解，不过他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和地位，他若不是突遇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大事，绝不会如此不给好朋友梅兰芳面子的。

　　然而很快就有谣言说，少帅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没干别的，就搂着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在跳舞呢!此言论一出，如同沸水里滴了一滴油，群情激奋，民众们的矛头纷纷指向了胡蝶，大骂她是红颜祸水。社会名流马君武愤然于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题为《哀沈阳》的两首“感时近作”，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这首诗发表后的第二天，胡蝶就在报纸上发表《胡蝶辟谣》，她当晚根本就不在北京，如何能和少帅共舞，现在我们也知道，不仅事变当晚，这两人一辈子到死都从来没有见过面。此外，她的东家明星公司的张石川等人也纷纷在报上为胡蝶作不在场证明。但是群情激奋的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发泄口，尽管胡蝶出来辟谣，却平息不了舆论，大家都将信将疑。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少帅张学良因丧失国土而承受千夫所指之际，他的好朋友梅兰芳却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编演了京剧《抗金兵》和《生死恨》，以表达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抵抗侵略的决心。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更是毅然告别舞台，先后隐居香港和上海，并蓄须明志誓死不为日本人演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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