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一种口袋书，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都能见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开本极小的书认真翻看。其实口袋书并不是现代人独享的出版物，在古代也有类似的袖珍书，名为“巾箱本”。“巾箱”为古人用以装头巾、手帕之类物品而随身携带的小箧，这种袖珍本书型很小，可以装在巾箱之中，故此得名。

　　“巾箱本”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后序中称“家遭火，书籍都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尝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也载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遂为一时时尚。可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巧精致的“巾箱本”，以便于古人行旅中坐卧诵读的特点备受推崇。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由于开本小，节省印刷材料，因此相比普通图书，“巾箱本”书价便宜，广受文人青睐。南宋文人戴埴在《鼠璞》中云：“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可见当时“巾箱本”内容之丰富。不过，宋人推崇“巾箱本”，并不仅仅因为好学所致，还有人看中了它“便于携带”的特点，利用其夹带入科举考场作弊，一如今日各类考试中的缩印“小抄”。

　　史料记载，南宋嘉定年间，宋宁宗曾特准焚毁印制此种考场夹带“巾箱本”的印刷印版，可见，当时考生将“巾箱本”夹带进科举考场借以作弊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致朝廷需要下大力度限制此类书籍的出版。不过，政府的这类限制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此种现象竟然绵延近千年，直到清代依旧存在，《清稗类钞》就记载，同治年间，由于监考疏漏，考生进入考场夹带现象屡见不鲜：“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藏在衣物中，裹在食物中，甚至缝在鞋底里，可以想见，当年一些考生为了将“巾箱本”带入考场，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事实上，纵观历史，并不是所有“巾箱本”都堕落到如此“拿不上台面”的地步，很多“巾箱本”是为了方便主人日常查阅、参考而制作的，对于那些在官场从事幕僚一类工作的文人来说，将类似锦囊一样实用的书制作成“巾箱本”并随身携带，非常实用。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这种书大受官吏们的欢迎，极为畅销。不仅如此，对于一些文人爱不释手的名家名作，为了随时方便翻阅、欣赏，文人们也会做成“巾箱本”的形式。宋代米芾曾得到唐人褚遂良摹的兰亭序帖真迹，他把整幅大的法书分割、装帧成一个小帖子，是为“袖珍帖”，在今人看来，米芾此举有破坏文物之嫌，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源于对褚遂良作品的崇拜之情，希望能够将这幅作品随时翻看，须臾不离身。

　　好书受用一生，是古往今来人皆认可的道理，更何况是“巾箱本”这类方便阅读、方便携带、又价廉物美的好书。对于今人来说，在繁忙的生活中，偶有空闲，坐下来安心翻阅这样的好书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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