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说真话的人，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还要选择无畏之人。特别是晚清的外交领域，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认识世界的窗户。

　　奏谤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人大跌了一把眼镜。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积极，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了。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对郭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放任朝野上下的攻击，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板。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信，为郭嵩焘抱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偌大的中华，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也心寒了。

　　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便遭严旨申斥，斥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本应立即撤回，严行惩戒，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宽大处理，如若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郭想着太后召见时，言犹热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如今太后却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之危机，危机一过去，自然卸磨换驴，维持大清朝的“国体”，这便是太后的与时俱进。

　　他光明磊落，怎么有辱国体了？就因为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

　　辞官

　　清流汹涌，看来必须辞职了，他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销差去也。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慈禧安排刘锡鸿作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这时，郭嵩焘才幡然，原来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济”，实则早已异心，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足见其蓄谋之深远。但郭没有归咎自己的言论，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不实；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安排，王权就是制造矛盾找麻烦的。不管这些了，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

　　威妥玛还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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