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作人说：“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

　　惨痛悔悟

　　1946年5月16日。

　　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日伪期间的华北督学、汉奸文人周作人。

　　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十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嘴里不时对他们发出“他妈的，死到临头，还他妈的装腔作势”的吆喝声。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他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作为文化名人的他，当看到自己与当年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亲日政客关在一起时，他的敏感让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审判的。于是，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让家人送来他以前在北大讲坛上习惯穿着的蓝布长袍。也许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许这对他在审判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的确，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只是个落魄文人，也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我只是个教书的文人，毕竟不同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他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在飞机的轰鸣声中，他看到昏暗的光影下，那些颤抖的身子和已成灰色的面孔紧紧地包围着他，这让他觉得不公。于是，他努力直起身子，抬起头颅，并很想以友善的面孔去面对那些涉世不深的枪手们，可惜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的，他刚挪动了一下身子，还没等直起来，更谈不上抬起头，就已遭到了几下击打和辱骂。“你他妈的，还以为你是过去的教授，快低下去，安静地等死吧!”随即，他的头在枪柄的作用下，出现了血迹，他的心弦也一下子绷断了，这让他始料不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好后悔呀!”周作人将他那流着血的花白头颅颓然低下时，不禁泪如雨下。“唉，唉!晚了，晚了!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话呢?……也怪自己意志不坚……唉……”泪眼中，当他再次看到自己挤在那些恶贯满盈、手上沾满国人鲜血的日伪汉奸中间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胆怯、彷徨、后悔和痛不欲生的感觉油然而生。自己当年也是北京有名的大学者，曾与茅盾、叶圣陶等名家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学者作家办过“语丝社”;特别是在1926年发生学生运动时，还曾是被段祺瑞反动军政府通缉的“过激分子”;次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中共领袖李大钊时，他也作为进步人士而遭到通缉，他办的“语丝”社被查封了。那时，他与鲁迅是同样受到国人和学术界大力推崇的。可是，自从轻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话后，他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与中国进步人士分道扬镳的歧路险途，以致堕落成如今国人所不齿的一个文化汉奸。冷静下来的理智让他必须明白这天地沧桑轮回的缘由和有关或无关的道理。

　　飞机在飞临山东上空时，突然被气流碰撞得颠簸不堪，周作人感觉自己的一肚子心事仿佛要被呕吐出来，窗外一团团乌黑的云雾，让他的眼前变得忽暗忽明，就如他的内心一样，凶吉难卜。

　　此时，他无法不想起1939年那个难忘的冬天。那时日本军大举进犯华北，他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决计南迁，而他却听信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说留了下来。而留在北平的第二年，北平已经沦陷敌手，华北陷于战火之中。几乎每天都有说客前来游说他任华北政务委员教育督办一职，但他都每每婉言谢绝，他怕日后被人骂成汉奸，就是土肥原亲自游说他也没敢答应。

　　“后来，为什么就答应了呢?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呢?就为了那一枪，唉，人他妈也要自己骂一下娘，怎么有时就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孬种，如果不是被那可怕的一枪吓破了胆，也许不会落到这种遭国人唾弃的可悲的下场。唉……”那天是元旦，外面寒风凛冽。他正和他的过去的一个学生叫沈启无的边品茶、边聊天。正聊到投机处，突然门房外“砰”地响起了一枪，他当时误以为是放鞭炮。谁知院井里很快响起了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他和沈回头一看，已有两个陌生人阴沉着脸突然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嘴里问：“哪位是周先生?!”他正欲开口，但见两人手中各执一把手枪，顿时惊骇得从椅上跳起来：“你们……”没等他说完，随着“砰——砰——”两枪，他和学生就已应声倒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悠悠的昏沉中醒来，发现他的太太羽太信子惊悸犹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学生沈启无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椅子上留下一摊鲜血，刺客早已不知何时遁去。此时，他听说坐在他家门房里的一个洋车夫被打死，他一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他的下腹部隐隐作痛，但他奇怪，他身上中弹却一点血迹也没有。晚上，他被送到协和医院进行了检查，才知道自己是虚惊一场，子弹根本没有射进他的腹腔，而是射中了他的外套一枚铁质的钮扣上，肚脐部位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暗红黑点。“信子，你们日本人也太不讲义气了，怎么话未说到，就翻脸不认人还背后下毒手呢?”他在庆幸自己的同时，对自己怀疑中的日本人做法很是愤怒。“你怎么就认定是我们日本人干的呢?那如果是，又是谁干的呢?目的又是什么?”信子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土肥原派人来威胁我，让我答应为他们做事呗!”“那你答应就是了，何必这样和他们硬干呢?”信子说。“你说得倒轻巧，那不是让我当汉奸吗?日后，我会跑不掉的。”“为日本人做事又不是你一个，况且你只是一个文人，你也不过为了生计以及沦陷区的人民办一点教育的事，再说，他们要定你汉奸罪名，你不做也逃不了干系，你的太太毕竟是日本人。还是想想眼前，也许日本人会永远把天下给坐下去，你也许会因祸得福，日后宏图大展。不要固执了，你一个文人能腾什么大浪呢?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就叫做‘人随大流不吃亏’!就答应吧，嗯……”信子足足用了一个晚上，对他进行奴化说教，终于使他思想起了根本性的转变。出事后的12天，他接受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送来的聘书，先后担任了敌伪主持下的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华北军政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

　　唉，悔不该当初，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唉……此刻的他，除了如潮的泪水属于他，能替他排解一下内心的冤屈外，他确实再不能以一个文人的资格区别性地存在于这些草莽汉奸之中。

　　当天上午9时，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下飞机，他和12个囚犯就被押往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

　　被判死刑

　　他被押到南京后的三个月，通过北京大学的好友胡适出面，被优待到单独的囚室并给他安排了纸张书桌，供他读书写作。即使是连续对他进行提审的情况下，他都在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独自在他那仅有几平方米的小室伏案挥笔，日夜不停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此时他戴着一架老花镜，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托腮冥想。当他那因过度悲哀而日渐混浊的双眼看到堆积在小木桌上那厚厚的一沓稿纸时，感到一种以此权当赎罪的欣慰。

　　自从三个月后的一天，江苏高等法院代表首都最高法院对他宣判后，他的心情就此一落千丈，想起那天宣判的情景，他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当江苏高院院长孙鸿霖在特别法庭庭长陈珊宣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后，大声对一时呆立在受审席上的他说“如不服，限你在十天之内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一下子被惊吓得木然僵立，虽然当时正值炎热的暑期，但他却觉得一阵阵寒气从头到脚穿心而过，让他全身瑟瑟发抖，再也找不到言词落脚的地方。他在即将退庭时，突然向孙鸿霖大声喊道：“等一等，我有话要讲!我好委屈、好冤枉啊!”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倒像一只垂死的猪绝望时的哀嚎。他似乎觉得这要比他变节还要没有脸面，还要有辱斯文。但在此生死攸关时刻，他要作最后的拼争，顾不了这么许多，他觉得是值得谅解的。他先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辩护状，后又觉得不妥，因他没料想到会被判死刑，那份辩护词用不上了，索性即席发言吧。“……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住口，时至今天，你还不认罪，亏你还曾经是一名明辨是非的堂堂大学者!你没用刀杀一个中国人不错，可是你用无形的刀杀害的国人又何止千万?你为日本侵华军修改我们的教科书，以奴化教育来毒害国民，这远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百倍!”陈珊严厉地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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