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早年的“革命”生涯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三天后,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写了一些演唱材料,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9月,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于会泳是孝子,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于会泳写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可以免于处分,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调到协会办的《胶东文艺》编辑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后,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平静生活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于会泳兴奋异常,入学后表现积极。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1950年7月,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音工团搞创作。1952年至1962年,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后改任民乐系教员。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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