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春天躁动不安。

　　湖北汉口被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动：一名湖南人被一群湖南人在英租界内痛殴，几成“剁椒‘杨’头”。

　　这名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湖南湘潭人，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谋士之一。虽然只是个处级小干部(宪政编查馆提调)，却时常到中南海和颐和园给中央领导们讲课，可称“帝师”。

　　而为首的打人者，是当时籍籍无名、日后名扬天下的辛亥“烈士”刘复基，湖南武陵人。

　　接到报警之后，英租界巡捕们紧急出动，赶到了事发现场“既济水电公司”，救治伤者，拘捕凶嫌。令他们吃惊的是，猛下毒手的刘复基，居然是位文化人：汉口《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

　　汉口《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但此时已经被地下帮会“群治学社”(武昌暴动发动者“振武学社”前身)秘密收购，作为武装暴动的据点，在湖北新军中积极策反。这次，刘复基得知杨度住在“既济水电公司”，就召集了帮会成员100多人先在湖南会馆聚会，而后带10多人找到杨度，要揪他到湖南会馆进行批斗，杨度不从，众人便对其围殴。

　　租界警方将一众凶嫌拘留了8小时，见杨度无性命之忧，便将刘复基等释放，英国领事随即下令，将刘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同时被湖北地方政府和英租界列为需重点布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致命的国有

　　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种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

　　除了湖南同乡要置杨度于“剁椒”之外，湖北本地的绅士们也不喜欢这位鼓吹铁路国有的小京官。根据野史记载，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张伯烈，甚至密派杀手，要取杨某人的性命。杨度自己也知道身蹈险地，日后仍心有余悸：“白刃当起于前，洋枪或震于后”。吊诡的是，日后杨度却与张伯烈联手组建“新共和党”，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唱了一出二人转。

　　杨度的铁路国有建议，是以普通国民递交公开信的方式上书中央邮传部的，但他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一时倒成了反对铁路国有者的众矢之的。在他的建议书中，痛斥粤汉铁路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商 办后，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政界和企业界，内讧内行，各自为政，铁路进展缓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赞同铁路商办的观点，呼吁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以保障建设的顺利进行。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民营铁路公司的种种腐败现象，令这些当初激情澎湃为民营呼吁的人逐渐冷静，趋向现实。

　　曾鲲化，一位年仅28岁的邮传部普通机关干部，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与日后大名鼎鼎的蔡锷是同学。他在1906年学成回国后，历时3个月、走遍15省，全面考察了中国铁路，写出了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份考察报告《中国铁路现势通论》，史称“丙午调查”。对实践中看到的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秉笔直书，痛加贬斥。

　　主持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的张之洞，在1909年临终之前，已经痛感到商办民营对铁路建设的巨大伤害，从而顶着既得利益集团“卖国贼”的指责，主持了引进外资加快铁路建设的工作，试 　　　　　

　　尽管民间依然对引进外资充满了疑虑，但外资独资修建的铁路，其丰厚的利润令朝野信服和艳羡，而且促成了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从根本上抑制了路权的丧失。

　　引进外资本身常带的不平等条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逐渐消解。1908 年，《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德国德华银行、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为该铁路提供贷款，第一次取消了列强从铁路收益中分红的“余利制”，而只需支付20 万镑现利，同时，也不再以铁路本身作抵押，而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厘金作担保，并且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这成为大清国引进外资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大清国终于获得了在经济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谈判地位。

　　人们也认识到，铁路建设“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筹款的艰窘而论，铁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毕，而政府是没有时间去等的”(《东方杂志》)。那种拒绝外资的“经济义和团”举动，“非束手待毙之道乎……而谓赤手空拳，能转贫弱为富强，不自取灭亡者，异日抉吾眼拔吾舌也。”(《民呼日报》)。

　　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种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怀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资本条件下，单纯的筹款自办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大发展，必须收归国有，必须引进外资。实际上，一些民营公司一边高喊拒绝外债，一边也在悄悄地接触外资，反而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与外资谈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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